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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一位千古奇才，就在无比凄冷中，赋《临终歌》而卒。

（三）天才品性的几块短板

前面我们谈到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为封建社会恶劣的政治环境所扼杀，封建社会的朝廷和官僚体制不容许一个正直的天才成为政治明星。但有朋友认为，与李白处于相同政治环境下的士人，却亦有一些政治成功的案例（如与李白同时期的李泌和高适），说明李白的政治悲剧也许不能完全归因于环境。有的指出，李白身上有某些固有的英雄品性和散漫习惯，也许与其宏大的政治理想正有难以契合之处。

许多李白研究者似乎都有探讨李白政治短板的兴趣，笔者也试探索之。

综合李白的诗文自述和他的悲惨的从政经历来看，读者对李白政治素质的质疑主要有下列几个侧面。

其一，李白光明磊落，惜心志不密。

前面谈到李白是带着“六大自信”出蜀，去从事“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事业。李白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可惜的是，李白公开地自比吕尚、孔子，自比管仲、乐毅，自封诸葛、谢安，把自己扯到跟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政治家并列，40年干谒求官的过程，变成了他一路“说大话”的游行示威。也许今天我们确实可以接受李白的许多“大言”，觉得许多话其实是“靠谱”的，问题是对当时的听众（主要是官吏）来说，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时人见我恒殊调，闻我大言皆冷笑”（《上李邕》），是因为你的“志”“才”人未见证，感知的唯有“大言”。常人不信，那些有权荐举人才但同时要担错举责任的官吏，倒敢相信吗？故李白往往收获的是嘲笑和羞辱。可惜，这个说者“恒殊调”，听者“皆冷笑”的场面，不但发生在李白20岁以前，而且直到李白暮年所吟的《笑矣乎》和《临终歌》。

“诗言志”。作为诗人，**情怀，直抒胸臆，展示真我，光明磊落，堪可赞赏。但写诗作文与从政，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行当。介入政治之途，公开所欲或告人所恶；自伐己长或自矜己功；数人之短或自曝其短；议人之过或自炫所好；感人之恩或自曝圈圈：这些在吃瓜群众中屡见不鲜的寻常之行为，却可能成为导致悲剧的祸胎。天真地暴露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虽有正面意义在，但负面因素也不能轻忽：它可能成为引发谗言的佐料，成为贻笑大方的引子，成为授人以柄的蠢举和置己于死地的绞索，如初唐被赐死的宰相刘洎。

“密泄者败”，是李白精神导师张良所得黄石公《素书》中的著名箴言。《摩诘经》云要“防意如城，守口如瓶。”项梁因项羽言志而“掩其口”，刘备因被识破英雄而大惊失色，北宋富弼因与王安石主张变法不合而辞相归隐缄口不语，说明他们深得“密泄者败”的铁律。那么何事需要“防意如城，守口如瓶”？

对于从政者，“心志”乃第一。可惜，李白错把自己的大志当作人人欢迎的救世福音，自信满满地公之于众。

据说“山中宰相”李泌早年写的言志诗，很受人吹捧，李泌也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宰相张九龄却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张九龄的点化，让李泌顿然了悟于心。从此，他便常常游历于天下，寄情于山水，从而养成了自己的一段如风似云的仙魂道骨，而他的“山中宰相”，则名副其实。

这样看来，李白心地光明而志不密，不注意“藏器于身”，易招他人的怀疑和嫉妒，或有策略之误。

其二，李白博学多能，惜恃才傲物。

我们前面谈到李白博学多能，世罕其匹。而李白一辈子大言炎炎，傲岸自负，显得“恃才傲物”。

“口出大言，必有广学。”常人对于口出大言的人，其实是比较宽容的。但大言者若兼有态度上的傲慢，则似乎就难以容忍。

李白一辈子干求出仕，惜在“求荐书”中或“面试”时不但口出大言（这已让官吏们十分难受），而且有时还会盛气凌人，这便使那些惯听阿谀奉承的面试官（诸侯卿相们）恨得牙痒！比如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一篇雪谤求荐的文章，文章首先对这位长史曲尽歌颂，然后介绍自身来历与才能品性，最后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入英盼。……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以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剑乎？”说你若不给我极大的礼遇，我就远去长安，和你永别，你不能纳贤，难道我不可以到别的王公大人之门去“弹剑”（自比冯谖）吗！这话在裴长史听来，大不爽！我不给你很大礼遇，你就要怎么的，是威胁我啊。那么你就滚吧！——裴长史官居五品，虽不大，恰恰能决定要不要在安陆此地为你举荐！

李白在辛辛苦苦歌颂对方之后，舒张了一点傲气，结果得罪了裴，安州这块“革命根据地”于是丧失！

《与韩荆州书》是李白34岁时的又一篇干谒求荐之作。文章依旧先歌颂对方，再自展所能，然后提出要求说：“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最后说：至于我的“谟猷筹画”，“若赐观刍蕘，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要么你要用盛大的宴会接待我，我让你看看我“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本事；要么你要提供纸、墨和抄写的人手，我让你看看我谋划计策的文章！

这两篇大作，论者以为前者“居高临下”、“气势豪壮”，塑造出了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诗人形象”；后者被称为“气盖天下”，求人推荐而“无乞怜之状”，“有豪情壮志充塞其间”。

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前信让裴长史勃然大怒，李白几乎被驱逐出安陆；后信则石沉大海，以荐贤著称的韩荆州，不知为何没有看到大贤李白的可荐之处。

中国文明史上留下的煌煌巨著中，告诫有才情者要防满戒骄的篇章不胜枚举，以至许多名人都把此列进族规家训。譬如李白心中的圣人周公，即在教子中大谈“谦德”：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益；博闻强记而守之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

（汉刘向《说苑·敬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影印本）而《颜氏家训·文章篇》所举的傲人之失，亦是响亮的“历史警钟”：

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念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数人，皆其翘秀者……其损败居多耳。

著名的西方作家葛拉西安说：“赞美应由他人的口中说出。

以完美自诩自得，实在是太愚蠢了，如果被智者遗忘且抛弃，可谓是罪有应得。”“想得到他人的尊重，真才实学不言之雄辩，胜于大言不惭之夸耀。”（《英雄宝镜》，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75页）

傲气、傲骨和高度自信，很多时候是褒义词；然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贬义词。骄傲自负不但对于谋求政治进身之阶者是大忌，而且对于已侥幸获得政治平台者，也一样是祸胎。可惜，上文颜氏所举的以傲取败十个案例中的阮、嵇、陆、谢，偏偏是李白心中的偶像！

其三，李白品性高洁，惜不拘小节。

我们在李白的从政准备中谈到，李白出蜀前曾经在品性的磨练上下了水磨石的工夫。他在“求职书”中自称的“少颇周慎，忝闻义方”，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都相当可信。他在诗中常以幽兰芳草自居，以孤松佳木自喻，以凤凰鸾鹤自比，是一个坚持节慨，清高自负，品格高洁的人。但为何品性高洁而“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为何满腹经纶，皇帝老儿颇爱其才却最后舍弃？论者以为，其行为不检、小节不拘，或是原因之一。

确实，李白个性张扬，风流**。他好出风头，爱调笑他人，有时痛饮狂歌，举止放肆，忘乎所以。“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岂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行状，时年43岁，并非年少轻狂可以解释。他不拘礼教，性格倨傲，睥睨小儒。文士雅集，王公筵宴，逞辞奉艺，固要当先；抵掌清谈，痛饮狂歌，拔剑起舞，岂能落后？前人谢东山，好携美妓招摇四方；吾人“李东山”

（李白自称），也要带美妾骑骏马到处遛遛……。谈功业，则张良、韩信，管仲、乐毅；讲诗文，则班固、枚乘，杨雄、司马（相如）。讲身份，则我是“谪仙人”，“酒仙翁”；谈才能，则自比姜太公，鲁仲连。调笑谑浪，心慕东方朔；对月独饮，惦记陶渊明。心性所致、情趣所到时，便脱帽唱歌、抵掌谈笑；愁情驾到、怒火来临时，便涕泗俱下，拔剑起舞。他欣赏自己的“恒殊调”，不怕闻者“皆大笑”。

“气岸遥领豪士前，风流岂落他人后”是敢与“豪士”们斗气，敢与“王公”们争锋！“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玉壶吟》）是说我敢在金銮殿上揄扬君主，也敢在丹墀之上戏弄大臣。“手持一支菊，调笑二千石”，是说对“二千石”的高官，我也要去“调笑”他们。他自称“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赠友人三首》）可见其揄扬君主，调戏大臣，取笑古贤，只当儿戏。其放纵的程度，有时甚至不讲时间场合、不顾别人感受和自己形象。风流**这玩意，不仅遭人嫉妒，也给打小报告者带来良机；倘若居然和达官贵人争风流，那么即使获一时之胜，最终恐怕不免罹祸！

李白自称“狂人”，人也当他是“狂人”，而最能体现李白狂放性情的，是他的嗜酒。杜甫《饮中八仙歌》里描绘了盛唐八位酒仙的形象，其中写李白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为我们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位神奇可爱的酒仙形象。当然，“天子呼来不上船”，是说醉得“不能”上船，而非“不肯上船”（这句诗仇兆鳌先生早有解释）。但李白好酒却是事实，他自号“酒星”和“酒仙翁”，在诗文中谈到喝酒的诗篇相当多，据郭沫若的统计有200多篇，占其全集诗歌总数的20%以上（见《李白与杜甫》）。“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月下独酌》）。说明李白爱酒不是一般兴趣，是有理论高度的。

一千多年来，人们惋惜李翰林的政治悲剧，竭力搜索谗谤李白的那个“小人”或“贱臣”，其实狡诈的佞臣在李白酒德里，即可找到“固穷相”、“非庙廊器”的许多理由或“恐言温室树”

的许多可能性，并不需要费心机加以“造谣诽谤”！同时我们要知道：玄宗其实是戒酒的。唐宰相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载有“玄宗戒酒四十年”的故事，说：“玄宗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玄宗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玄宗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驭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绐卿也。从臣问之，无不感悦……”（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有人以为，李白嗜酒如此，怎么可以搞政治？但是我们也知道，杜甫《饮中八仙歌》所写的八位酒仙，全部都是搞政治的人，其中李适之是当朝宰相，贺知章则是多朝元老。安史之乱中，满朝文武中那样多的官吏之表现，不是比李白嗜酒之类的小节恶劣一百倍吗？！

其四，李白满腹经纶，或昧于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