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最为后人(尤其是宋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安史之乱中,李白为平叛而加入李璘军幕。宋人或批其“识见污下”,或骂他是“失节之人”,或贬他“不知义理所在”。而今人也有以此为据,判定李白“政治智商是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李白为肃宗与永王的内斗所累,至少是昧于时势。理由是:当李璘拥兵自雄、不受敕令之时,曾有广泛的“搜访俊杰”
之举。得悉李璘不从肃宗归觐于蜀的命令,时任江陵长史的李岘赶快抽身归向肃宗;庐江郡司马崔佑甫则以“王心非臧,坚卧不起”(邵说《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转引自周勋初《李白评传》137页);李白的朋友韦良宰也表现不俗,当“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房陵之俗,安于泰山。”(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序》)则其时为房州刺史的韦良宰,也识时务者也。第二,其时李璘还曾招聘名士入幕,同样遭到许多名士拒绝:萧颖士正在江东避难,永王修书请他,他即遁逃不相见;然而他却随即接受了广陵长史李成式的聘请,成其幕府僚属。(李华《萧颖士文集序》)孔巢父呢,“李璘称兵江淮,辟署幕府,不应。铲迹民伍。璘败,知名。”他也是隐藏起来,不肯“误上贼船”,并因此博得名声。
第三,李白的最后一任妻子宗氏,同样反对李白下庐山。也许宗氏作为相门孙女,头脑中还有一点政治基因。第四,李白的老朋友高适,则在得知玄宗“分镇”之策时即已反对,并在肃宗面前断言“璘必败”。
因此李璘东下时,李白成了其军幕中唯一举国皆知的大名士。
而李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里说:“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
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等等,也足见李白其时踌躇满志。他写的《永王东巡十一首》也复如此,并未意识到有政治风险存在。这说明,李白与高适、李岘、崔佑甫、韦良宰,与萧颖士、孔巢父等有深交的官吏和名士,在永王问题上分居两个营垒,对永王东巡的意图与后果判断完全不同。李白满怀平定叛乱、立功报国的迫切愿望,执著于大官和策士梦想,又受到“辟书三至”的隆重礼遇,以其豪侠的性格,接受李璘聘请是必然的。
李白对于李璘,为何没有高适、李岘那样的警觉性?或有缺乏深察时局的缘故,但决无苏轼所谓的“失节”一说。因为李白的冤案,到了肃宗接班人代宗那里是被平反了的,在李白逝世那年,代宗拜李白为“左拾遗”,即为铁证!
青史数千年,因清白无辜被冤枉致死的政治家,何止万千?!
其五,李白心雄万夫,或行动不敏。
有论者以为,李白自恃的纵横之术,容易建功于乱世,而不是国家一统的大唐盛世。这有一定道理。那么安史之乱起,应该说历史为李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也许李白亦这样认为),但在大乱发生的时候,李白为何没有采取较大行动,像诸葛、谢安、鲁连那样创造政治佳绩?有人分析,他或许善说不善做,行动力有所短缺。
李白本是一位勇士。第一,他是剑客侠士,武林高手。第二,他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曾经“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有过拔刀拼命的场面历练。第三,他具有“特有之政治敏感”(安旗先生语,见《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序言《论李白》),安史之乱前曾冒险入幽州“探虎穴”,踏勘安禄山反迹找到实据,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主。第四,他又是一位反黑暗、反权贵的斗士,他不但写了许多具有“幽思秘旨”的诗歌,用比兴作掩护讽刺揭露朝廷之黑暗,而且有的是大胆直接抨击朝廷的,是一个“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的人(《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国士。然而若从其政治行踪来看,却或者言而未行,或者行而不敏:
一是,李白于安史之乱前曾赴幽州探险,而后为献“奇策”
三入长安,惜未见其策为何?二是,安禄山叛,李白要逃亡越中避乱,到溧阳见张旭,有《猛虎行》记其行:“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这很牵强,因为安史之乱前玄宗宠信安禄山,告发者要被送到幽州处死,但现在安禄山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贼,你有破贼之“策”,怎么不敢“犯龙麟”?
三是,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先生认为,李白之赴越中,是以“避乱”
之名,行“搬兵”之实,旨在劝徐王起兵,但徐王当时已多年被贬,控有的实际权力很小,起兵的风险却很大。四是,李璘事件中,为何手握重兵的大将反而立功,手无寸铁的幕僚如李白却获罪?因将领们面临官军迅速行动,赶紧带兵归顺;而作为参谋军事的幕僚,却临生死而不知,或者还醉在“试借君王玉马鞭,指麾戎虏坐琼筵”(《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的好梦中。直到军队走光光,主帅潜逃没影了,才和诸侍御如“风云散”!我们记得,李白入永王幕府本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期许和“齐心戴朝恩,不惜微驱捐”的誓言(《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但在实际战争中嗅觉与行动不敏如此,真令人“拍案惊奇”了!
当然,由于李白诗文大部散失,关于李白到底有何平乱之策的问题,尚可再探究。
以下我们把李白与同是盛唐诗人的高适,从行事风格和行动能力上作个比较:
高适(704-765)李白(701-763)1、出身官僚家庭平民家庭
2、学识才华举首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文可变风俗,学可究天人3、志向尚节义,语王霸安社稷,济苍生4、求官简历20岁科举落第因漏籍不?应科举29年乞食流浪遍干诸侯、历抵卿相49岁被荐举任县尉42岁诏翰林供奉50岁做哥舒翰幕府51岁冒险探幽州5、主要贡献53岁安史乱中谏玄宗陈奇策56岁避乱庐山,未见力阻玄宗“诸王分镇”之议重要策论或上书建议57岁为肃宗节度淮南平李璘57岁陷入李璘叛乱入狱61岁平川蜀之乱成西南天柱58被流夜郎,59岁获赦63岁带兵勤王长安重创吐番63岁含冤逝世6、最后名位64岁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去世后被封为左拾遗封渤海县侯。
7、行动力比较兵败谏玄宗见其勇;国难避庐山显其怯;遇乱献奇策见其智;遇乱发空言显其虚;辞职县尉显其志大;翰林被逐见其敢言;平李璘之乱显其识高;陷李璘之乱见其忠心;平川蜀之乱显其将能;遇赦期复兴见其晚节;勤王破吐番建其功劳;暮年投光弼显其壮心。
高适的学识、才华、性格、求职经历,与李白几乎雷同;但从安史之乱的表现来看,二人的智谋勇略则有所异。比较二人在国难中之为,则可见李白胸有报国大志且热情如火,高适则临事果断而行动敏捷。
其六,李白天真率直,或昧于识人。
李白本性天真率直,并且以“真”自许。所谓“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二);所谓“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赠清漳明府侄聿》);所谓“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都可见李白的心中充满真心、真情,并以此待人接物。他朋友遍天下,“四海豪俊,相识若浮云。”或许正是其付出真情之所得。
天真烂漫,于诗无碍。但如果要从政,则光是天真率直就不够,他还必须“知人识人”,启用《长短经》上所教诲的“品目”
“量才”“知人”“察相”等等专业知识。因为,轻易地付出善意和信任,有时不但不能收获别人的信任,而且可能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轻信而提携,因轻信而追随,最后被连累至于身亡家破者,何堪计数!纵观李白的政治悲剧,似乎也有昧于识人的原因。
李白不识玄宗。周勋初先生指出:“李白终于被赐金还山,离开了政治中心。《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曰:‘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这样也就丧失了唯一的一次接近皇玄宗的机会,同时丧失了政治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可能性。但李白对唐明皇始终没有怨言,他对这一段历史始终是以美好的回忆蕴藏心头。他对自己的被逐,只说是‘谗巧生缁磷’,《书赠蔡舍人雄》曰:‘蛾眉积谗妒,鱼目嗤玙璠。白璧竟何辜,青蝇逐成冤。’《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则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萧散人,屡贻偏促诮。’本来像他这样狂放而不拘小节的人,嗜酒放纵,得罪的人多,自然会遇到一大批人的谗言了。他对自己还是有认识的,‘本是萧散人’,无法应付官场玄宗的繁文缛节与尔虞我诈,而他性格豪放,从不迁就小人的嗜欲,这在他人看来,也就是不能容物的‘偏促’之病了。”(《李白评传》南京大学2005版,110-111页)
之声不绝于耳,玄宗不但断然不听,而且专宠愈甚。玄宗倘钟情李白,谁能撼动?李白被赐金还山,是因为“恐言温室树”吗?
断然非是!想天宝时,朝廷官吏中作奸犯科者车载斗量,情节何止比“恐言温室树”严重千百倍!真正的原因在于:玄宗要的是顺从“圣意”的奴才,而非“敢进兴亡言”的傲士。驱逐正直大臣的把戏,玄宗早在八年前罢黜贤相张九龄起,已经演出过无数回了!
李白不识李璘。璘为玄宗第十六子,《通鉴》称他“长于宫中,少不更事”,虽博览群书,不过书生一个。无胆无识,无计无谋,上不能取信肃宗,中不能善用谋士,下不能笼络将军。仅以身为皇子,玄宗有分制之诏,儿子张狂自大,便以为可行东晋故事,割据东南。行军途中遇到地方官吏平牒诘问,不问背景,不顾时势,不讲策略,逞雄使气,仓促出击,结果瞬间易帜,众叛亲离。其起兵之时,招募官吏及在野名人入幕,皆纷纷躲避逃匿,偏有李白重其“三顾”之请,托身于此人,岂不是谬以千里!
李白亦不识朝廷。李白在宋中丞军幕中,请宋若思荐举自己当京官。宋若思是在统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去武昌,途径寻阳时救李白出狱的。或许是为了保护李白,便让他进入自己的军慕参与军事。然李白或以为自己本来“清白”,至此风波已过,因而要求宋中丞上书朝廷荐其为京官!宋中丞为御史台的副长官,岂不晓得此事非常冒险,但也许李白非常坚持,故有《为宋中丞自荐书》这篇大作。当时,崔相和宋中丞两人的推覆清雪,认为“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是“现管”大于“现官”,朝廷可以隐忍;但现在居然要把这个“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稀世之英”、“清朝之宝”推荐给朝廷,否则就“一命不沾,四海称屈”,那么朝廷肯定要再议一下!
朝廷收到宋中丞的荐表,时在八月前,距离三月间处置李璘事件,不过三四个月,肃宗圈里对“附逆”李璘的李白喊杀之声犹在,忽然有为李白请官的荐书到,估计立即沸腾朝议。而此时李白命运被重置于肃宗和群臣之手,崔、宋二位朋友已经“管”不到矣!
于是重判“长流”夜郎,投畀豺狼虎豹之地。杜甫对李白重判长流大为质疑,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知祸起何因,分析起来,估摸是祸起“荐书”。而李白冒出这个想法,是把肃宗的朝廷想得太美好大度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想法,心志不密、恃才傲物、不拘小节、天真率直的李白根本不能从政,而从政的李白应该是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谨小慎微、诺诺连声;低眉顺眼、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戒掉老酒;眼比鹰隼、动如脱兔;窥准时机、马上行动……不过我们马上发现,结果不过是在昏君玄宗屁股后多了一个奴才型的循吏,却不见了那位有傲岸之气敢讲真话的可爱天才!
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完人。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素书》说:“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人之杰也。”——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贪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李白的品德才智,节操义举,表明他正是一位“英、俊、豪、杰”之士。他的性格之短板,不过“白璧微瑕”。试问:在三千年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才能如同李白者,却没有李白类似的短板(诸如自负、率性、喝酒或不拘小节)者?或者,有没有一个习惯性格如同李白,而具有李白这样独步千载的才华?答案是:没有!几千年前,先人给我们创造了“卞和献宝”的故事和“瑕不掩瑜”的成语,可惜在大唐开元天宝的政坛上,却以李白为主角,重演了一出“怀璧其罪”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