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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大高远的政治抱负（第3页）

李白之志来自“牛人”时代的触发。

李白生于武则天称帝的长安元年（701），终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他的青年正当大唐开元年间，即所谓“盛唐”时期。

由于国家科举、荐举政策的鼓励，至玄宗时代，科举或荐举取士，多重诗赋，符合李白的强项；蜀地乡贤司马相如、杨雄的榜样和当朝魏征、马周等人的成功，也鼓励李白激扬起庞大的政治雄心。

当其时，国力强盛，士人亢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士人膨胀、“牛人”辈出的时代。盛唐著名诗人中不乏敢讲大话、敢立大志者，李白稍前的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同时的有“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首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的高适，稍后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以及稍晚的“山中宰相”李泌，都有大言炎炎的表现。李泌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写过一首言志之诗：“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志气口气都不小。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奇葩的李白大志，在当时，并非唯一。

李白之志来自其天生异禀的发现。

李白的天才自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笔者认为，是他自己发现了自己的天才。李白本来有浓厚的英雄主义崇拜，而比较切近的英雄就是蜀中的乡人司马相如和杨雄。李白学文，用的是“背诵法”和“模拟法”。这两种方法，最易发现自己的记忆力、领悟力、模仿力和创造力，即文学艺术之禀赋。“十五好学剑，作赋凌相如”，说明李白年青时期一直以司马相如为榜样，而在摹拟作赋的过程中，早早地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才。他的大鹏意象并非完全从庄子的《逍遥游》里产生，而是大鹏与其想象中的自我的结合体，是他建立了强大自信的标志。

李白之志也得之于当世文豪的激励。

李白20岁时曾投刺前礼部尚书出为益州刺史的苏颋，得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的赞许，是一次来自专业权威人士的巨大激励。这很像今天一位文学青年被全国作协主席赞为“明天的文曲星”一样，其自信心一定立即爆棚了！而我们知道，士人的文学才能，一直来是被视为当大官的材料的。

无论如何，李白已经凭着种种盛大的理由，规划自己的理想人生。

（三）李白的从政准备

有论者认为，李白的政治理想完全出于“幻想”，是突然做了一个“宰相梦”。但我们认真阅读李白诗文，发现他的忠君报国、匡时济世之雄心，“安社稷，济苍生”之抱负，“事君荣亲，功成身退”的出仕路线图，是经过认真规划、作了认真准备的。

其出仕之准备，约略有以下几项：博览群书

李白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学问家，他的饱学博览，现在人简直难以想象。我们说“诸子百家”，其实不足以言其“博”。他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不仅如此，他还“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二首》）。由于他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奇闻秘笈无所不读，最后成为融贯“儒、道、释”三教，综合墨、法、兵、纵横等多家学说的思想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无”；释家的“空”；墨家的“非攻”；纵横家的“治乱”；侠士的“义气”；等等，都成为李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白诗文中，儒家、道家、释家之旨，法家、墨家、兵家之要，纵横家之策，以至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奇人轶事，都旁见侧出，琳琅满目。

有人统计了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等三封书信中的用典情况，发现其中涉及历史人物49人。其中《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有：随侯、卞和、庄子、吕尚、傅说、周文王、武丁、巢父、许由、管仲、晏子、范蠡、张良等13人。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有：桓彝、有若、孔子、纪信、刘邦、刘牢之、何无忌、宋玉、屈原、离娄、王戎、阮籍、齐庄公、徐邈、曹操、无盐、齐宣王、宁越、王安期、陆机、曹植、嵇康、祢衡、廉颇、魏绛等25人。在《与韩荆州书》中有：周公、毛遂、钟嵘、袁虎、王允、荀爽、孔融、山涛、尧、舜、薛烛、卞和等11人。（王辉斌《李白散文中的典故运用》，见《中国李白研究》2017年集83页）

上述49人典故的出处，所涉之载籍计有26种（除重复者外），时间由上古而及南朝，如无名氏《尚书》、庄周《庄子》、左丘明《左传》、无名氏《战国策》、刘向《新序》、《说苑》、王逸《楚辞章句》、韩婴《韩诗外传》、刘安《淮南子》、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佚名《魏略》、佚名《汉武帝外传》、孔安国《尚书传》、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世说注》皇甫谧《高士传》、萧统《文选》、习鑿齿《襄阳耆旧传》、赵岐《孟子注》、钟嵘《诗品》、袁康《赵绝书》等。

以上仅是三篇书信中所涉的人物典故，而李白诗文用典除人物典外还有各类事典和语典。李白诗文千余篇，各种用典，数达几千，观其对各种人、事、语典之运用，竟灵活生动，犹如己出，可见李白之博闻强记，世所罕见。

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自称“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表现了对自己学问和思想体系的强大自信。广泛的阅读和吸收，打造了李白兼收并蓄的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多元结晶的思想家。这其实是他政治理想的重要基础。

坚定志向

李白的第二项准备，是坚定报国之志。实际上，人们立志做什么、怎么做，往往是一个过程，并非一日形成。李白在20岁的渝州之行，在《上李邕》诗中即表示了“大鹏之志”，而在27岁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称“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完整地表达宏大抱负，前后已近十年，足见李白的大志，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

有一个明确的国与家，人与己，进与退之关系，并有一个清晰的先后伦理安排。其特点：

其一，李白的从政，首先是为国家、为社稷，不是为小家；其二，是为苍生黎民，不是为个体、一己之私；其三，不是要居功、图富贵，而是要功成名遂即身退。所谓“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731）》，“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胡”（《赠韦秘书子春二首》），“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等等，都表明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功名富贵”。他的政治理想，是“安社稷”、“安黎元”、“济苍生”，与一般士人的谋取功名富贵是大有区别的。

锤炼心志，使李白的政治理想具有道德高度。

研究英雄

李白从政的第三项准备是研究历史英雄。李白诗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有158人，在唐代以前所有文学家作品中居第一。其中，政治人物三十余人，居四分之一。他认真钻研先贤事迹，思考建功策略，尤其崇尚以下几类历史人物：一是布衣卿相建立奇功者。如吕尚、傅说，管仲、乐毅，苏秦、张仪，张良，韩信，李斯，孔明等。他特别崇拜起于蓬蒿、“大贤虎变”的吕尚模式、诸葛模式。

二是功高不居名遂身退者。特别羡慕范蠡、鲁仲连，张良、谢安等，可谓谢安模式。

三是品格高洁行为正直者。巢由、伯牙、叔齐、子陵、屈原、阮籍、嵇康等，不过有时对其中的“出世”者则持批评态度。

四是豪爽洒脱风流倜傥者。如陶潜、山公、鲁连、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尤重鲁连模式。

五是文章卓著名垂后世者。如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杨雄、曹植、谢灵运、谢朓等。

李白的“布衣卿相”之理想，是要创造一种“跨越式”“腾飞式”的奇迹。为什么产生这种强烈的愿望设计，是因为李白从商周时代、春秋战国、秦国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人物研究中找到了榜样，因而获得了内生的驱动力。这些“榜样”，透射出李白的“辅弼梦”、“宰相梦”、“策士梦”，以及“功成身退”

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历史英雄的崇拜和追踪。

学习和取样英雄，使李白的政治理想具有英雄主义色彩。

修养品性

李白从政的第四项准备是修身养誉。他在干谒官员时，就拿“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等等品性方面的优点填写于“求职书”，希望以此感动对方，得到“知音”的荐举。我们且看他在安州写的求荐信：

白少颇周慎，忝闻义方，入暗室而无欺，属昏行而不变。

（《上安州李长史书》）

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