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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悲剧反证的政治才能（第4页）

李白的“理想”岗位，本是危险的“火坑”。

裴斐先生说：李白一辈子都在做策士梦（《李白十论》）。

熟读《长短经》的李白，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胸有长策”，可资“游说万乘”。但权力的中心即风暴的中心，“游说万乘”

从来都是一件难度极高、风险极大的活儿。战国晚期著名法家韩非有一篇文章《难言》，专谈游说人君之“难”，大意如下：难于进言的情况是：言辞和顺流畅，洋洋洒洒，就被认为是华而不实；恭敬诚恳，耿直周全，就被认为是笨拙而不成条理；广征博引，类推旁比，就被认为是空而无用；义微言约，直率简略而不加修饰，就被认为是出口伤人而不善辩说；激烈明快而无所顾忌，触及他人隐情，就被认为是中伤别人而不加谦让；宏大广博，高深莫测，就被认为是浮夸无用；谈论日常小事，琐碎陈说，就被认为是浅薄；言辞切近世俗，遵循常规，就被认为是贪生而奉承君主；言辞异于世俗，怪异不同众人，就被认为是荒唐；口才敏捷，富于文采，就被认为是不质朴；弃绝文献，诚朴陈说，就被认为是粗俗；动辄援引《诗》《书》，称道效法古代，就被认为是死记硬背。这些就是我难于进言并深感忧虑的原因。

所以法则虽然正确，未必被听取；道理虽然完美，未必被采用。大王若认为这些话不可信，轻则看成是说毁诽谤，重则使进言者遭到灾祸、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谋划而吴王杀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匡人围攻他，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他。这三个大夫难道不贤吗？但三处的君主不明智。上古有商汤，极其圣明；有伊尹，极其聪明。极其聪明的去进说极其圣明的，这样尚且70次进说不被采纳，还要亲自拿着炊具做厨师，亲近熟悉后，汤才知道他贤并重用了他。所以说：用最聪明的去进说最圣明的，未必一到就被接受，伊尹说汤就是这种情况；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

（《韩非·难言》，中华书局，2010）“游说万乘”有“十二难”，己被韩非说尽。伍子胥善谋而被杀，孔子善说而被攻，管仲贤能而被囚——因为君主不明智，当然无药可治；但如果说者极其聪明，君主极其圣明，又怎么样？

韩非还在《说难》中谈到游说人君之“险”。第一，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二，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三，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四，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五，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六，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七，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此外，还有八个同样是危险的“被认为”：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七险”“八被”“十二难”，韩非告诉我们“游说万乘”，失败是常态！

对此，李白头脑是清醒的。姜太公84岁遇文王，成为帝王师，立下丰功伟绩，但姜太公的本事是84岁才有的吗？百里奚70岁被秦王重用，成为“五羖大夫”，他的本事是70多岁才有的吗？

为什么两位大贤年富力强却垂钓渭溪、养马南海呢？机遇！李白在《梁甫吟》诗里说：“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臲屼当安之。”他坚信，大贤虎变，神物相合，是要等“风云感会”的。

可惜纵观历史，圣君贤臣“神物相合”、“风云感会”的机遇十分稀有。而昏君当朝，因为进言而被贬被逐、被杀被诛的贤圣和英雄，却屡见不鲜。韩非子说：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文王进说纣而纣囚禁了他；翼侯被烤死；鬼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管仲被捆绑；曹羁逃奔陈国；伯里子沿路乞讨；傅说被转卖；孙子在魏遭受膑刑；吴起在岸门拭泪，痛心西河将成为秦地，最后在楚国被肢解；公叔瘦推荐国中杰出人才反被认作糊涂，公孙鞅出奔到秦；关龙逄被斩；苌弘被剖腹；尹子陷入牢狱；司马子期死后尸首浮在江上；田明被分尸；芯子贱、西门豹不斗而被人杀害；董安于死后被陈尸市中；宰予不能逃避田常政变；范睢在魏被打断肋骨。这十几个人，都是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不幸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而死去。那么即使贤圣也不能逃避死亡和刑辱，为什么呢？

（《韩非·难言》，中华书局，2010版）瞧！这些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都因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不幸死去。所以笔者认为，李白的“理想”定位，本来就是一个“火坑”。你只要进入这个“火坑”，被谗、被冤、被逐、被杀，就完全决定于你的周边环境和昏君的一时情绪，而非你的才干与智慧。凭李白一次翰林下岗，就下李白无政治才能的结论，可谓皮相之见！

李白倘官拜宰相，必定会以言丧身。

历代大贤的政治命运皆决定于其际遇，看你所逢是明君还是昏君。若是明君李世民，则降官魏征可成为宰相；若是昏君李隆基，则贤相张九龄会无罪被罢官。可惜，李白所遭遇的，恰恰是曾经励精图治开盛世的“明主”，而今只顾“芙蓉帐里度春宵”

的昏君李隆基。

与历代皇朝基本雷同，大唐的多数宰相，都以悲剧下场。有人统计，大唐一朝289年，共21位皇帝，而宰相总数达三百七十多位，平均每年产生1。27个宰相。唐代宰相直接在相位上死于非命的有41位，如刘洎、上官仪、魏玄同、杨国忠、元载、李训等；而罢相之后身遭惨死者的有42人，如长孙无忌、李适之、李辅国、刘晏、杨炎、杜让能等；当了宰相后又遭贬谪的，如张九龄、张嘉贞、李德裕、李宗闵等，则数以百计。

玄宗一代共有宰相34人，结局多半也很惨：其中在位被杀的9人（含死后未葬被剖棺1人，在贬所被自杀1人），占26。4%；当了宰相后被贬被黜的19人，占56%；能在相位得善终者6人，仅占17。6%。这些宰相，有的任职时间很短，带来的灾难却很长。

其中，在位1年以下的5人，有的仅三个多月，谓“百日宰相”！

在位2—3年的20多人，说明大概率就是这个数。5年以上有5位，算很长了。而当了18年零7个月的宰相的，只有奸相李林甫一人，说明你除非是极大的奸相，不可能在位多久。不过即使是一代奸雄的李林甫，也是死而未葬就被剖棺夺金紫，子孙后代皆被杀逐，算不得什么好下场！

姚崇、宋璟，是“盛唐”著名的贤相，他们在相位的时间，都仅仅三年零两个月。所以，以是否成为封建皇朝的大官，是否在封建朝廷中久处大位，这完全是以皇帝或权臣的好恶来判断人才的德才，结论常常是倒置的。看看玄宗的昏庸和荒唐，看看林甫的专权和得意，看看禄山的狡诈和召祸，我们就会明白，政治家之才能，不能用其一时得志来评判。

当李白诏入翰林的时侯，所谓的“盛唐”早已变为“荒唐”！

在此前后，玄宗的金銮殿上，都有大臣血肉横飞。身为谏官上书弹劾奸臣而被杖死于殿廷（如周子谅），身为贤相谏止任用李林甫而被罢黜（如张九龄），大名鼎鼎的太守被构陷不容申诉被杖死（如李邕），官至尚书不知何事而获罪丧身（如裴敦复），漕运有功被谗获罪而被诛（如韦坚），官至左相无过失自散外地而被自杀（如李适之），屡建大功因上疏谏阻错误用兵而被判极刑（如王忠嗣）……这其中有两位就是宰相，他们都看出与李林甫“同列”的危险，刻意写了“示降”的诗，结果仍无法逃出“魔掌”。孟启在《本事诗·怨愤第四》中说：“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李适之“避贤”也没用，终于被迫自杀。那么张九龄呢？

这两位宰相，一位是“皇亲”，一位是文学巨擘，政才杰出，时誉甚美，都是玄宗曾经之所爱，结果都很惨。可以想见，李白倘当上宰相，结局很惨毫无悬念。一是李白的政治品德与才干，并非玄宗所需。李白自称“犹可帝王师”，以“游说万乘”自命，定位在匡时济世；但他的名气出自诗赋，他以诗赋为“敲门砖”，“名动京师”响当当的玩意只是诗赋，玄宗“帝甚爱之”是其文才，定位的是“文学侍从”，于是“方枘圆凿”。二是李白的性格必然会尽忠死谏。李白不是一个光爱写写颂歌的人，他要“指点江山”，这既是其性格和天才气质使然，也是《长短经》的教导所致。后代的许多论者，由于总把李白置于“诗人”之列，便以为李白“敢进兴亡言”是狂妄多事，甚至认为他的谏言，必是不切时需的“魏晋南北朝”之老生常谈，而忘记李白是以“游说万乘”为己任，以囊倾“帝王之术”为使命的人。李白“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是昏庸了的皇帝与黑暗了的朝廷，熟悉王霸之道的李白，就不免有满腹的“兴亡言”，所以李白若在其位，必会像屈原、比干、张九龄那样尽忠死谏。三是从来“敢进兴亡言”者，往往收获悲剧之果。因为昏君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最怕“兴亡言”！多少贤圣能臣之死，都是“敢于进言”所致。玄宗连贤相韩休、张九龄甚至高力士的直言都不听，李白“敢进兴亡言”，结果不言而喻。所以，李白倘成为玄宗的“辅弼”之臣，其被杀被诛，具有必然性！

李白四项智慧抉择，证明其德才可观。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指出，朝廷是个“丑正同列”的地儿。若见皇上宠幸你，佞臣们就群起而妒之，千方百计给你点“眼药”；若窥见皇上对你有些微不悦，小人们当然不再客气，墙倒众人推，把你干沉。因此，“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是李白遭遇的一个“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被嫉妒被打击，其实是必然的。“非廊庙器”“恐言温室树”，这样的“谗言”实际上等于“莫须有”，而它对于草根的李白，杀伤力已经非常巨大，直接构成了“被逐”的要件。然而谗妒反证的正是才能，李白如果无才，朝廷群小何必谗言以妒？！

因此，有人认为李白在朝廷待不下去，失去了政治成功的宝贵机会，就可断定李白政治上无能，是因为论者非常可惜地站到了昏君或权奸的视角上，因为您只要联系具体的政治环境来看李白的作为，就会发现：李白其实政治才能优异，政治智慧多多。

是正确的。这些“兴亡言”表现了李白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预见，表明了对李白“能言终见弃”的玄宗是昏君，从而反证李白是具有高度政治预见性的政治家。

李白的第二项智慧抉择，是在“能言终见弃”的情况下毅然“上疏乞归”。天宝年间，在李林甫专制下，身处朝臣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的“荒唐”朝廷，李白敢于“逆鳞”进“兴亡言”，固然见其忠心可鉴，勇气可嘉，难能可贵；但在“格言不入”、“能言终见弃”的情况下，李白毅然“上疏乞归”，同样表现了李白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决断力！否则，我们的天才宝宝不是像周子谅、李邕、裴敦复一样无罪被杖杀于殿堂，就是如王忠嗣一样因进谏而被判“极刑”，绝对逃不出李林甫的魔掌！

李白的第三项智慧抉择，是于五十岁那年学习孔圣改志立言。

从热衷干政改志为“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是李白政治眼光的又一表现。此后李白以《春秋》之笔，写了大量的诗文，意义如同《诗经》，如同《离骚》，分别于54岁、59岁、62岁三度委托友人编辑其诗文，由而使千年之后的我等，得以欣赏《李太白全集》这样的千古文史巨著。说明被许多人判为“背违儒家”的李白，是一个欲继孔子删述之志、追慕圣人足踪的人，具有类似孔圣的政治智慧。

李白的第四项智慧抉择，是幽州之行能洞察危机并果断逃离。

要知道李白是以弃文从武而去幽州的，何判官的邀约，与他的功名之心一时非常契合。李白对“戈鋋若罗星”的政治判断，体现了李白高度的政治敏感——因为玄宗为了侦查安禄山的用心，常借慰问、送鲜果的名义前往幽州，以至沿途络绎不绝。岂知这些往来官员竟大赞安禄山的“无限忠心”，只有李白一见而“哭”，旋即趁机逃离。

安旗先生在《论李白》中，高度赞赏了李白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预见。她指出：

正因为李白时刻关注着时政的清浊和国运的盛衰，所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当开元之治如日中天之际，他就开始觉察到他的阴影，首先是对朝廷广开才路发生怀疑。他在《行路难》（其二）中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在《蜀道难》中惊呼呐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在《襄阳歌》中以“襄王云雨”隐喻朝廷恩泽而发出“今安在”的质问，都是这种怀疑的表现。他在《古风·孤兰生幽园》中“虽照阳春辉，复悲高秋月”的感慨，实际上是对唐王朝广开才路的两重性的艺术概括。开元后期唐玄宗渐重边功，屡事征伐，当捷报频传之日，李白不以为喜，反而为忧。他在《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中幽居》一诗中写道：“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他又在《赠从弟冽》中写道：“羌戎事未息，君子悲涂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认为屡事征伐不是安边的上策，感到穷兵黩武必将祸国殃民。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朝，虽然由于一时兴奋写了一些“揄扬九重万乘主”之作，但不久他就感到玄宗的耽于**乐有类吴王夫差，因而写下了《乌栖曲》，表面上极写其欢乐，实际上透露出麋鹿游于姑苏台的预感。天宝末期三入长安献策失败后，李白心中更充满了社稷倾危、祸在眉睫之感，写下了一大批忧时伤事之作，透露出亡国的征兆，甚至说出“明年祖龙死”这样的话，预言玄宗的末日将临。果然两年以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李白的预感和预言，不但表明他是一个屈原型的爱国者，而且是和屈原一样“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政治家！正如有网友推想，倘李白站在大唐的政坛高处，也许不会有安史之乱发生。

关于李白的政治品质、智慧与才能，若按照武则天《臣轨》的“六正”来评价，也能得“高分”！“六正”曰:夫人臣萌牙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忠也。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

以武则天《臣轨》“六正”硬杠来考核，李白为报效国家而付诸一生，以“敢进兴亡言”而被昏君唐玄宗疏远，以勇探虎穴而成安史之乱之预言者，不仅符合“萌牙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的“圣臣”标准；符合“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大臣”标准；符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的“忠臣”标准；符合“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的“智臣”标准；也符合“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之“直臣”的评价。

唐人李华在《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说：“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辩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圣以立德，贤以立言，道以横世，言以经俗，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矣也。”

李华的墓志，记载了一个“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的人：一个不死的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