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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步蟾是投降派吗（第1页）

刘步蟾是投降派吗?

刘步蟾是北洋舰队的右翼总兵、主力舰定远号的管带。近百年以来，他在某些论著中被评价为一个临阵退缩、贪生怕死的懦夫。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发出信号，令舰队横列，主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中。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范老的这种观点在史学界被广泛采用。主要依据是1929年伦敦出版的英人泰莱的回忆录《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的记述。在20世纪50年代，虽有个别学者大胆提出异议，认为对泰莱的回忆“值得怀疑”，对刘步蟾的指责，“都是含血喷人之词”。有的学者还撰文列举刘步蟾在黄海大战中“奋勇督战”的事实。但在当时这个问题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直到最近几年，一些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学者再次提出对刘步蟾的评价问题。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都认为刘步蟾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英勇战斗而最后献出自己生命的爱国将领”，指出“过去，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诬陷、诋毁他的种种不实之词，都是不足为据的”。与此同时，一些坚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文章，就刘步蟾的评价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个问题是，刘步蟾在黄海之战中是否擅自下令改变舰队的阵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刘步蟾为了躲避炮火，违反军令，故意错发信号，改变议定的阵形。持此说的学者都相信泰莱关于北洋舰队改阵为“相并横列’，的说法。照泰莱的说法，北洋舰队本来议定用“分段纵列”阵形迎击日本舰队，由于刘步蟾故意错发命令，改为“相并横列”阵形，“引起舰队之纷乱”。因而造成“中国方面之不利”。对于“相并横列”一语，这些同志的具体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相并横列”视为“一字形”阵势，有的则认为是“一种交错配置的双横阵”。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曾改变过阵形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议定，且由提督丁汝昌同意，决非刘步蟾本人所违令擅改，他只是执行者罢了。持此说的学者认为，“相并横列”就是“一字形阵势”的解释比较符合泰莱的原意。但泰莱的说法毫无佐证，是难以凭信的。至于“一种交错配置的双横阵”的解释，是试图把泰莱的说法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牵强地拉扯到一起，以增加泰莱回忆的可靠性，然而却离开了泰莱的原意。他们认为，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确实变换过阵形，它的变阵经过大体是这样：当北洋舰队发现敌舰时，先是将十舰排成夹缝雁行阵迎敌；而待双方接仗时，变阵尚未完成，故实际上是以类似“人字形”的阵势接敌的。阵势的改变者究竟是谁，据北洋海军总教练西德人汉纳根说，北洋舰队的变阵措施是“提督采取的”（《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海马》第8卷第5期），并非刘步蟾所擅改。丁汝昌本人在海战报告中也明确指出：“遥见西南烟东来，知是倭船，则令十舰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小队）阵向前疾驶。”（《中日战争》[三]）丁汝昌本人也承认改用夹缝雁行小队阵迎敌的是他自己。

由此可见，三人中已有两个重要当事人都承认改阵是丁汝昌决定的。泰莱还提到一次飞桥聚会，即临战前在旗舰定远号上召开的一次最高决策会议。他极力暗示，这次会议并未变更原来的部署。其实，这次紧急会议的参加者仅有丁汝昌、刘步蟾和汉纳根三人；除旗舰管带外，其他各战斗舰管带都未能参加。泰莱当然更不可能参加，对于此次聚会的中心内容他并不了解。因此，他所说的飞桥聚会后，刘步蟾传令“信旗所示……非如提督与诸管带所议决分段纵列”，企图证实刘步蟾擅改阵形的罪名，这是别有用心的。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刘步蟾在海战中是否表现出临阵畏惧?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刘步蟾是临阵丧胆的懦夫。有些论著说他是“卑污的懦夫”，“畏缩怯懦”，“刘步蟾畏葸怯懦是一贯的”；有的论著引用当时的抵抗派人士张百熙奏劾刘“怯儒昏庸，情尤可恶”，或斥其“尤为庸儒无耻……即战栗无人色，开轮后即匿伏舱不出”；有的论著中说，黄海海战的实践证明“刘确是贪生怕死的家伙”，甚至说，李鸿章所以让刘步蟾担任右翼总兵，就是因为他“贪生怕死”，“有利于推行其民族投降主义”。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是一名爱国将领。丁汝昌负伤后，刘步蟾代替指挥，定远舰全体官兵，奋勇杀敌，屡创敌舰。到海战最后阶段，定远舰甲板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时，刘步蟾仍沉着应战，指挥全舰官兵、水手，“一面救火，一面抵敌”，没有稍稍退避。有的学者指出，刘步蟾“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还“立下了卓越战功”，并指出张百熙的奏疏是十分荒诞的，因为张上奏时间为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而黄海海战则发生于八月十八日，他怎么能预见到17天后发生的战事呢?因上，张的奏折纯属捕风捉影之谈，不足为凭。至于泰莱回忆中关于亲见刘“立（瞭望）塔内之梯口，其旁为舵师”的说法，恰恰表明刘是在密切观察敌舰行动，指挥战斗，哪里是“匿伏舱内不出”?、有些学者指责刘步蟾贪生怕死，其主要理由是说他擅自改变阵形，“企图居中躲避炮火”。刘步蟾擅改阵形的罪名既不能成立，那么他的“居中”又如何解释呢?事实胜于雄辩。刘步蟾在海战中不仅冲锋在前，而且多谋善战。他随时抓住有利时机，向敌舰发起猛攻，焚比睿，遁赤城，重创西京丸，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战局极为不利的危急关头，他仍然巍然屹立，勇搏强敌，伺机发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使其发生大火，死伤枕藉，全舰瘫痪，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只好向南驶逃。最后在威海危急时，刘步蟾为避免舰只资敌，毅然炸毁已不能作战的定远舰，随后自尽，“志节懔然，无愧舍生取义”。上述种种事实，足以说明刘步蟾临阵丧胆之说的虚妄，同时也证实了他在海战中确实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将领。

持后一种意见的学者还揭开了泰莱忌恨刘步蟾的谜圃。泰莱原本是一个颇具野心的冒险家，曾为英国海军的后备少尉，来中国后在海关缉私船上服务，后钻进北洋海军，担任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但他野心勃勃，在舰上事事干预。这不能不受到负实际领导责任的刘步蟾的坚决制止，刘步蟾同泰莱有过多次斗争。泰莱一直梦想窃取北洋水师“总教习”的职位，妄图控制北洋海军，但由于受到刘步蟾等将领的抵制、反对而没有得逞。泰莱因而怀恨在心，在甲午战争后30多年，写了一本《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回忆，在书里挟嫌对刘步蟾多方诋毁，歪曲历史事实，把刘步蟾说成是一个怯战畏敌、苟安偷生的家伙。

两种意见，可谓针锋相对。但目前史学界多数同志认为，应该给刘步蟾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