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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第1页）

忍辱负重

1972年，我从卫校毕业分到梁平县梁山镇卫生院当医生。一天，姨妈悄悄对我说：“我给你找个对象好不好？”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姨妈见我未置可否，便接着说：“那娃儿不错，已参军两年，部队领导都很赏识他，正准备提干呢！你若愿意，明天我就带他到你家来见一见。”

次日早饭后，姨妈带着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孩到我家来，我躲在房间里一直不敢出来。过了很久，姨妈跨进了房门，在我耳边说：“你出去一下嘛，我没有给他说明是来相亲，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不是可以‘认真考察’一下他吗？”我顿时放下那颗悬着的心，大大方方地出去和他打招呼。偷眼望去，他浓眉下的那双明亮的眸子正和我的眼睛相对，我急忙低下头去他开口说：“你就是刘秀英吧？我叫陈俊峰，你姨妈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让我来看看你！”我一惊，原来姨妈在骗我！但陈俊峰的这几句直率坦诚的话却在我的心中**起涟漪：他好耿直，好憨厚，这样的男子靠得住。

我们的婚约几乎没有犹豫就定了下来，陈俊峰一回到部队就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信，向我表达他对我的“第一印象”和感受，向我介绍他在部队的情况，鼓励我好好工作。后来他几乎每周写一封信，言语越来越热情，我们的感情逐步加深。次年，他被部队提为连长，我也调到了县医院。1975年底，他又被提升为营级干部，许多同事都羡慕我找了一个好郎君，我从心底感到自豪。正当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忽然接到他写给我的一封“绝交信”，其言词正和我们见面时他的言语一样坚定，没有半点商量余地。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偷偷地哭了好几场，最后决定将他写给我的100多封信装进行囊，赶车直接到部队与他见面。

到达部队时下起了小雨，部队首长并不急于让我和他见面。下午，首长叫政治干事与我谈话，政治干事很郑重地告诉我：“你的未婚夫因攻击林副统帅和江副主席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难怪陈俊峰给我写来“绝交信”，原来是怕我受牵连啊！我的视线模糊了，求政治干事允许我见陈俊峰一面。

见到他的时候，陈俊峰仍然是那个坚定的军人形象，他铁着脸说：“我不认识你！你来干什么？”我流着泪对他说：“你不要怕牵连我，我等你！”

从此，我整天沉默寡言，时刻为他祈祷，但愿他能早日归来。

1976年9月的天，我下班后正在做饭，陈俊峰突然出现在我的寝室门前，我十分激动，忙向他诉说这４年时间里的相思之苦，并大胆向他提出结婚的想法，他的脸色却慢慢黯淡下去，许久才喃喃地说：“你现在是国家职工，我已成为十足的农民，我怎能拖累你？”我打断他的话，说：“无论你是什么，我都爱你！”他被我的痴情所感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松开。

1977年元旦，我与陈俊峰结婚了，父母及同事没有一人到场，他们都认为我不应嫁给有政治污点的人。但我们并不因别人的偏见而淡化感情，相反我们爱得更加真诚和热烈。

为解决丈夫的复员安置问题，我找到梁平县复员办公室负责人蔡子华，他和我是高中同学。当年3月，丈夫被安置到梁平县某工厂当工人。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商定暂时不要孩子。

陈俊峰到工厂不信就显示出自己的领导才能，很快成为机修组长，后来慢慢提升为工厂文书、办公室主任。1980年，他又被提升为工厂厂长。1981年，女儿出世，家务事他承包了。1986年，儿子又出世了，我们两人的工资合计才685元，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尽管我们每个星期才吃一次肉，平常都是粗茶淡饭，但我们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星期天一到，全家人还一起出外到沙坝水库、双桂堂去游玩，把一头烦恼抛到脑后，好惬意。1988年，陈俊峰自学考入重庆一所大学，我每月按时把30多元工资寄给他，怕他不够，还买来香肠、腊肉请人给他捎去。寒来署往，我孤身一人在家上班带两个孩子，甭提有多辛苦。有一次深夜由于急救病人，我让两个孩子先睡，凌晨回家时，**竟没了孩子，我四处找呀找，最后在灶洞下找到两个浑身是灰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睡在铺上怕，妈，你为什么不早些回来？”

1972年，陈俊峰结束了4年大学生活，回厂后被调至县城某局限任变电技术员。他常常对我说：“如果没有你支持，我说不定现在还是农民。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当时说这些话时，我的心中升滕起一股股幸福和满足的热流。

1994年，陈俊峰患病毒性心肌炎和肝炎住院，我天天守候着他，服侍他，每天早上，我给他炖2个鸡蛋、煨一碗牛奶补身子，而我自己，常用咸菜加稀饭度日。病愈后，他激动地对我说：“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陈俊峰病愈后，他所在的局里换届选举，他一下子登上局长的“宝座”。

当局长后不久，我叮嘱他不要忘记过去与自己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和同事。他表示答应，背地里却在耍官僚作风，对朋友、同事不屑一顾。我隐隐觉得丈夫变了，便给他吹“枕边风”，不想他竟发起怒来，说我多管闲事，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委屈的滋味。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仅在工作上变得刚愎自用，而且在作风上也开始不检点起来。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到仁贤镇去接一位病人，忽然见一个女子挽着的男子很像他，救护车从他们面前驶过时，我几乎叫出声来。回家后，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说是一个同事。从那以后，他对我变得粗暴起来，动不动就大吼一通。那时，我们之间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每次吵闹过后，我又渐渐冷静下来，暗暗反思：我有哪些不对？我压根儿没想过丈夫已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看不起我了。正当我准备用柔情和宽容去感化他的时候，他却回家向我提出了离婚。离婚？我们之间难道发展到非要离婚的地步了吗？我再次认真反思，觉得自己一时的气盛的确有些不对头，夫妻之间应当你刚我柔，以柔克刚。于是我从生活细节上关心他，他不顺心的时候就去安慰他，可他每次都铁青着脸，不愿和我多说话。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回忆与他患难相处的艰苦岁月，他却似木头人一般，仍然不给我好脸色——我这时才感觉到丈夫变了，变了不可思议。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正悄然向我走走来。

我小心翼翼地与他生活了近两年，他和本单位的那个年轻女子鬼混的消息不时从别人的口中传给我，为顾及丈夫的名声与前途，我总是对人们说：“我了解他，他绝不会做那种事。”同时还告诉自己：“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

然而，忍让与软弱唤不回丈夫那颗迷失的心，1997年的一个星期天，他公然将那个女子带回家。

那晚，他最终还是去和那个女子同居了。我滴血的心在默默为自己的软弱和包容祈祷：但愿他只这一次。此后的日子里，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好起来，不时地称赞我是世界上最理解他的女人。可我明白，这种“理解”是用屈辱和人格作代价换来的！从此，我们似乎心照不宣，我甚至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只要能维持这个家，这种事毕竟算“小事”。

我们无爱的婚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又维持了近两年，他和那个女子也这样不明不白地保持着关系。1998年初，上级部门来调查他的相关材料，我也硬给顶了回去。这年，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再次被提升为万县市某部门负责人。不久，那个女子也在他的活动下调往万县市，从此，他们公然在外同居。当时儿子正进入初中，女儿要高考，他以怕影响孩子读书为由，让我留在梁平。这年，女儿考取了成都工业学院，直到女儿要离开的那天，他才带着那个女子从万县市回家来，并让那个女子送女儿到成都。

当晚，他非常温存地说：“秀英，你我已经共同生活了23年，我感谢你为我付出了巨大代价。我现在有个极为头疼的事，你看能不能帮忙。”我心中陡然生出一种怜爱之情，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有啥事就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我越是催他，他越是欲言又止，最后他长叹一声，说：“这都是我自己作的孽呀！我和她已有了孩子！我像被针刺了一下，猛然一惊，说：“什么，你和她有了孩子？”他不再正视我，说：“是呀，已有４个多月了，我让她到医院打掉，她不同意，硬逼我与她结婚，不然就把孩子生下来，让我身败名裂。”我气得浑身颤抖起来，既恨丈不顾道德卑鄙行为，又恨那个恶毒的女人，还后悔自己已过去的软弱。这种事，我不敢贸然作答，于是反问丈夫：“你打算怎么办？他顿了顿，哀怜地望着我，说：“秀英，我现在是进退两难，只有你能救我。”我赶紧问他怎么个救法，他眼里突然滚出泪珠，说：“秀英，只有你和我假离婚，让她打掉孩子，然后我们再复婚。你看行吗？”我的心颤抖了，心里掠过一丝从未有过的凄凉。23年的夫妻情，难道就这样烟消云散？想当初，陈俊峰没有工作的日子，我带孩子送他上大学的日子，想他病重我服侍他的日子……那时，我们是何等的恩爱！现在他当上领导，就变了，与其保全他，不如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和我一起回到平淡而恩爱的生活中去。主意已定，面对陈俊峰的哀求，我打消了最后一丝软弱，坚定地对他说：“让我和你离婚绝对办不到，你若有其他办法倒可以考虑。”陈俊峰抬起头，语言更加恳切，“你就救我这一次，行吗？我可以给你20万元的补偿费用。”我陡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忍不住大声说：“你以为拿钱就可达到你和她结婚的目的吗？”我越说越激动，“你想用这种方式来欺骗我吗？你想错了！”

见我如此坚决，他立刻一改可怜的模样，冷笑着说：“你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说完，他摔门而去。那晚，我第一次觉得过去的软弱是这样的愚味和无知。

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丈夫向我提出离婚，可她迟迟未有反应，那个女子已经和一名男子结婚。陈俊峰开始为我跑调动，当年年底，我调进了万县市一家医院上班。从那时起到1998年底，我们在和风细雨中生活了几年。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并不因为那个女子和别人结婚而断绝关系，他们继续秘密保持着来往。1999年元月，那个女子的丈夫得知这一情况后，愤然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并很快离婚。此时的我，本该吸取过去的教训，采取措施阻止他们继续来往，可我没有这样做，总认为随着年龄的增簪，不会再重蹈覆辙。这次，我彻底地错了。

那个女子离婚后，加速了同我争夺丈夫的进程。一次，她大摇大摆地来到我家里，公然劝我离开丈夫，我气得要把她撵出家门，她不但不走，还狠毒地掀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就这样被她撞得鲜血直流，直至晕倒。

住进医院，我多么想陈俊峰来看我一眼呵！无论如何，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3年！可直到第3天，他才踱进医院，冷冷地对我说：“你是自作自受！”天啦，这就是和我共同生活了23年的丈夫吗？我彻底认清了这个不顾道义、没有良心的家伙！这样的男人，还和他生活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1999年6月10日，我毅然决然地向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纪委和法院等部门递交了陈俊峰乱搞男女关系和行贿爱贿及那个女子破坏他人家庭的有关材料。陈俊峰很快就被削职，那个女子也赔偿我的医药费，并被调到其他单位。

7月初，陈俊峰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与他离婚。

我与陈俊峰离婚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与那个女子办理了结婚手续。对此，我没有感到半点意外，但我心里总是想不通，那个女子从客观上破坏了我与陈俊峰的家庭，法律究竟该不该追究她的责任？我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件事？难道就这样任其逍遥法外吗？

一桩婚外情的上戏，是由于刘秀英的“仁慈”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妻子们的宽容是丈夫们胡作非为的最佳攻击点。女人的软弱，给男人有机会和胆量建设婚外情的温床，从而导致许多婚姻由美好走向破碎。爱情和婚姻，像眼睛一样，容不得砂子，一旦容纳了砂子，爱情的核就会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