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周,我做了个决定:我买了回家的票。
我买的是三天后的,不是第二天最早那班。
我心里清楚自己为什么往后推——我想再听一晚。
我想确认一件事:那个摄像头坏了的谎,是不是也是她一个人编的。
那晚十点,我照常拨过去。
她接了。屏幕上是一片纯粹的黑。不是噪点那种翻花的白,是那种一点信息都没有的、死掉的黑。
哎呀,她的声音先到,老公,我这边摄像头好像坏了,黑的,什么都照不到。
我说你手机摔了?
不知道啊,她说,声音里有一点慌,可那慌很浅,浅得像一层纸,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反正就这样吧,我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
我盯着那片黑,看了三秒。
然后我懂了。
那不是摄像头坏了。
那是她把手机翻了个身,屏幕朝下扣在了床头柜上。
屏幕一扣,前置镜头就贴着桌面,照出什么都只有一片黑;而麦克风在机身侧面,被这么一扣,反而更贴近枕头、更贴近床。
她以为她把画面掐死了。她甚至大概以为,把屏幕翻下去就等于把整条线掐死了——毕竟在她那套想法里,卡不卡从来是一整块的事儿。
可她没有关麦。
老公,她说,你别挂,我跟你说说话。
我说好。
然后我听见了她那边床垫的动静。
那种声音很轻,可在一片没有画面的黑里,什么都被放大了一倍。
弹簧吱呀一响,是有人上了床。
布料窸窣一阵,是有人掀开了被子。
你那边信号还好吗?她问。
不太好。我说。我这时候已经学会撒谎了,撒得比真话还顺,断断续续的。你说慢点。
哦。
她这一声哦里,有一股藏不住的放松。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现在想起来,后背还是一阵一阵地发麻。
我坐在一千多公里外那间快捷酒店的床边,手机举在耳朵上,屏幕黑得像一块砖。
屋里灯关了,只有窗外货运场的探照灯把天花板照出一块方形的灰。
然后我听见我老婆开始交代她的脚。
陈六哥,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成了气音,你手洗了没?
一个粗哑的、混着痰音的男声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骗人。她说。那语气里有种轻飘飘的娇嗔,我已经很久没听过了。那你先别碰我。
那男人低声笑,回了句什么。
她哎呀了一声,很轻,像被人捏了一下腰。
我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