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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大高远的政治抱负（第5页）

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难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颇工于文，惟君侯顾之，无按剑也。

——以上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以上见《与韩荆州书》

结论是，李白“颇工于文”，“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外部评价是有“豪彦”的赞语：“天才英丽”，“可以相如比肩”。

足见李白文功之准备，十分成功。

苦练武功

历来我们只当李白是一介文士，他其实同时是一员武将。他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就是要突出他是才兼文武，双峰并立。“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的李白，正是那个持有武艺的剑术家。而且，李白不只练剑，还能用戈戟殳矛等五种兵器，弓箭也十分厉害！

诗人53岁那年有诗《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道其生平理想和才略武艺，兹录其相关诗句于后：昔攀六龙飞，今作百炼铅。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

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

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胡虏三叹息，兼知五兵权。

……

据鞍空矍铄，壮志竟谁宣。……良图扫沙漠，别梦绕旌旃。

这是李白在十分潦倒的情况下，写给朋友（宣城太守）的一封求援信。细读此诗，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李白写这首诗时已年过半百，却依然“怀恩欲报主”，报国报主之志依然浓烈。第二，李白“报主”的方式和路径，并非“雄笔丽藻”、诗赋文章，而是“投佩向北燕”、“良图扫沙漠，别梦绕旌旃”，即弃文从武去扫平胡虏。第三，诗人弃文从武的依据，是有开得强弓如满月，下射猛虎、上射飞鸢，“兼知五兵权”的高强武艺。

文武兼备，使李白的从政理想，具有内在的底气和强大竞争力。

潜心纵横术

李白从政之第七项准备是学习纵横术。裴斐先生说，李白一辈子做的都是策士梦。他自述“才术信纵横”，是因为他曾经从事纵横家赵蕤苦心学习纵横术，自觉对于苏秦、张仪那样的策士功、王霸略，非常拿手。

李白学习纵横术这件事，许多论者似乎未予重视。其实此事对李白确立报国大志，崇拜历史英雄，决定求职的定位，形成平交王侯的性格，处理周边人际关系，乃至于冒险追随李璘，晚年自荐京官等一系列举动，都有重大影响。李白有大量的“怀才不遇”牢骚，后人研究时以为是恨其文才不得用，其实大谬不然。

李白最大的怨恨，是他的报国“长策”、佐君“良图”、历历“王霸略”未得其用，所以念念不忘“徒劳三献君”的卞和献宝之老古典。而这些“策”、“略”的源头，正是李白老师赵蕤的大作《长短经》。

上世纪初叶有邵祖平《观人学》，其《前言》这样介绍《长短经》：

《长短经》，唐人赵蕤著。赵蕤操行高尚，屡召不仕，潜心研读，学问博大，桃李满天下。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文臣武将即出自赵蕤门下。如果说兵家谋略侧重于军事（以《孙子兵法》为代表），法家谋略侧重于政治（以《韩非子》为代表），纵横家谋略侧重于外交（以《鬼谷子》为代表）的话，那么赵蕤的《长短经》则集前代谋略思想的大成，全方位阐发了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他以历史家的博大，政治家的敏锐和谋略家的睿智，结合活生生的历史现实，分六十多个标题，淋漓尽致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同时升华出深邃的谋略思想，令人回味无穷。

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正确识人用人当作为政之首，赵蕤亦不例外。他以较大篇幅论述各种人才的特点及其划分标准，识别人才的方法，以及如何驾驭、使用人才等核心问题。其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或君御臣，或臣事君，或上御下，或下事上；大到政治、军事、外交，小到人际交往、人伦纲常；或通过容色举止看人心，或通过人心看举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个意义上，把《长短经》称作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专著，并不是浮夸之语。

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论士、政体、君德、臣行、德表、理乱、反经、是非、适变、正论、霸图、七雄略、三国权、惧诫、时宜、钓情、诡信、忠疑、用无用、恩生怨、诡顺、难必、运命、大私、败功、昏智、卑政、善亡、诡俗、息辩、量过、势运、傲礼、定名、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时、地形、水火、五间、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

李白有幸跟着蜀中老乡、谋略家赵蕤钻研此书经年，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盛唐时期，士人人人能诗，但李白却从师学习《长短经》，系统掌握纵横家本事，独具辅助君王的深厚知识，这在当时的文士中很可能绝无仅有，李白踌躇满志的根子在此。

他的宏大政治理想，基石正是纵横家的“策士”。而且，李白不但学习了《长短经》的64篇理论，而且对于作为“策士”的雄辩口才，即如苏秦、张仪的游说艺术，也在赵蕤的指导下下了功夫。

他自谓“试涉霸王略”（《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朋友赞他“历历王霸道”（裴宗之《赠李十二》），“胸藏锦绣”、“辩若悬河”，都与此有关。

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好理解，李白为什么在诗中反复言“策”，为什么说自己“兼知五兵权”，为什么说“游说万乘苦不早”，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李白从政活动中数以百计的自许才能之诗作，都不是空穴来风，故作诳语。

纵横之术，大大提高了李白“拯物”、“理乱”（这都是《长短经》中的专用词汇）的政治水平，是李白“策士梦”的强大根基。

准备荷包

李白说：“曩昔在淮扬，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据考，唐开元时期，三品官的月俸总额（当时月俸包括布帛、粮食、钱三项）17000钱，七品官的月俸总额为4050钱，按此推算，李白自谓“散金三十万”，这笔钱相当于一位三品官（如狄仁杰）17个月、一位七品官（如县太爷）74个月的俸禄。李白花钱如此大手笔，也许是在出蜀前分家所得。李白在家排行称“李十二”，出蜀后未尝念及父母兄弟，可以推想其出蜀之际，家庭必有纷争，父母及族中兄弟也许十分反对李白出蜀谋官，而李白则踌躇满志、坚定不移，最后李白虽勉强拿得一笔可观的钱，却付出和兄弟父母说了狠话、关系破裂的代价。可惜李白不善理财，他很开心地拿它去救济落魄公子，或“千金买笑”，在买得一点“空名”后，财务却很快就“破产”了。

综上，李白高唱“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的《别匡山》之歌出蜀时，其踌躇满志的背后，是怀有“六大自信”：一是对于“明时、圣明主”的时代自信；二是对于“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才学自信；三是对于“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武功自信；四是对于“试涉霸王略”、“游说万乘苦不早”的策士自信；五是对于“少颇周慎”、“存交重义”、“轻财好施”、“养高忘机”、有道不举的品行与声誉自信；最后还有荷包比较硬的财富自信。李白怀着这样多的自信，所以觉得“布衣卿相”对于他，并无“大言”

可讥！即使早年的吕尚、傅说，苏秦、张仪，张良、韩信，诸葛、谢安，或者唐初的魏征、马周，难道他们有李白这样多的“强项”

可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