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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捭阖术（第4页）

李密兴得快，败得也快。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与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军作战失败，只好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见瓦岗军将领王伯当。本来，李密还想“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这种东山再起的主张，遭到部下诸将的反对。这些人劝李密道：“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李密无可奈何，只得决定前往长安，投靠李渊。

李密于十月带领两万人人关的时候，李渊派人迎接，冠盖相望，隆重异常。李密非常高兴，洋洋得意地到了长安。李渊对李密非常尊重，对话常呼为弟，并将其表妹嫁给李密。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份待遇了，李密一到长阳，“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众心颇怨”。而且，“朝廷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这种只有李渊一人“亲礼之”的情况，无疑是个阴谋，实际上是蓄意制造事端，让李密众叛亲离。

这时，李密已经自投罗网，当然只能任其摆布了。

正当李渊要制造事端的时候，李密却“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郁郁不乐”。同时，又认为李渊对他大材小用，对于给他的光禄卿（掌皇宫之膳食的官）职务“深以为耻”。于是，他和王伯当密谋，打算返回山东，利用徐世责在黎阳的军队，联络河南一带原有的力量，企图卷土重来。他们向李渊表示，自己愿回山东，收抚其部下，帮助李渊攻取东都。李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有人不理解李渊的用意，认为李渊此举是投鱼于水，放虎归山。

李渊为了表示对李密的信任，特意为他饯行，并且告诉李密：“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

李密刚到长安时，李渊视其为上宾，但同时“朝臣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随同李密的军队连饭都吃不上。李密要离开时，李渊和其臣下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不难看出，李渊来软的一手，其臣下来硬的一手，软硬兼施，迫使李密跳入陷阱。中国古代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臣下无不看其脸色行事，如果李渊要真正抬举李密，其臣下对李密决不敢是另一种态度；其臣下既然敢对李密冷眼相待，必然是得到李渊支持的。否则，李渊怎么会对和自己持相反态度的臣下没有任何表示呢?

李密带王伯当等人离开长安，正要出关的时候，李渊突然命令李密将其部下留一半在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仅带其一半出关。这时，和李密同行的长史张宝德向李渊告密，言称李密将要叛乱。于是，李渊命李密所部慢行，并令李密单骑入朝，更受节度。

这时，李密已经到达稠桑（今河南灵宝北）。得到让其中途复返的诏令，不能不使李密感到大祸将要临头。事实上这又是李渊的阴谋，因为张宝德告密是“恐密亡去，罪相及”，可见，他负有李渊要他监视李密的使命。

李密感到形势严重，遂杀了李渊的使者，袭取了桃林（今河南灵宝），然后，“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故将伊州（今河南临汝）刺史襄城张善相，令以兵接应”。唐将盛彦师看清了李密的动向，于山中险要之处设下埋伏。但李密在进山以后，却自以为已经脱险，拥众徐行。不料，盛彦师率唐军突然袭击，李密措手不及，与王伯当等战败被杀。时在武德元年（618）十二月。

当李渊要利用李密为其牵制关东隋军，以便顺利攻取长安的时候，他用明推奖、暗利用的手段，欺骗了李密；当改朝换代已取得基本胜利，瓦岗军遭到失败的时候，他又用当面说好话，暗中下毒手的策略，最终除掉了李密。在隋末唐初的复杂环境中，各种力量都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较量，各类人物都在尽力施展才能，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削弱别人，壮大自己。李渊对李密在明争暗斗中取得胜利，充分显示了李渊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也显示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才能。

剪除李密以后，李渊又和他的儿子建成、世民相继消灭、收服了其他起义军，硝烟散尽，天下太平，李渊的江山这才坐稳。

袁世凯的流氓打法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宫里宝物陈设全被八国联军抢劫一空。事后，太后回来，欲加紧筹款修复，便召见袁世凯想办法出主意。

当时，百姓遭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异常严重，如果按常规勒索百姓，向百姓摊派，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袁世凯首先想到让各级官员认捐。

一天，袁世凯把手下的各级官员叫来，说要暂时借用他们私人款项来垫修宫殿，以后再陆续归还。袁世凯好话说了一大箩筐，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出钱，反而一个个地哭起穷来。袁世凯一看明的不成，干脆来暗的。

他不动声色地派出亲信到天津几个大票号钱庄，谎称将要把一大笔款子存入钱庄。在商议利息时，钱庄掌柜为了取信存款的人，便把账簿拿出来，并把一些官吏个人的存款数字和利息多少也都说了出来，总数竟达几百万两。来人便一一记牢。

袁世凯得报后，胸有成竹，将存款者请到府中，严厉地说：“你们都没有存款，穷得很。可是，这些钱庄实在可恶，他们竟敢用你们的名字存款，扰乱金融市场。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败坏你们名誉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存款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袁世凯巧得巨款，迅速恢复了宫内陈设，讨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袁世凯的后继者，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用计敲诈官员，与袁世凯如出一辙。

吴佩孚在讨伐张作霖以前，为军费不足而犯愁。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妙法。他立即致函邀请一向依附直系的下野军政大员，要他们“立刻晋京，共商国事”，而且都给以总司令部的“顾部”、“咨议”、“参赞”等名目的聘书。

他用的是“香饵悬鱼”的计谋。

升官发财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接到聘书的军政大员们喜不自胜，都以为吴佩孚这一举动，真是求贤若渴，高明得很，与以前黎元洪总统府中的挂名差事，招致多方怨恨，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过去飞黄腾达发过大财的人，如张英华、潘复、王占元、陈光远等都争先恐后到北京赴会，想攀附吴佩孚当更大的官，发更多的财。

吴佩孚对他们笑脸相迎。

等到人来齐后，吴佩孚开门见山地说:“诸公来此盛助，子玉（吴佩孚字）不胜感激。实因军费支绌万分，敢请各位出来帮忙，代为筹措。子玉就请每人承担100万之数吧，这个数目对在坐各位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对国家好处太大了。以后战争胜利，就发行公债归还，幸勿见却。”

吴佩孚说罢，拱拱手离席而去。那些大财主们听罢，方知受骗，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但吴佩孚军权在握，失财固然心痛，但小命更重要。于是，纷纷认捐。

明抢阴夺、横征暴敛，竟然也能有“理”有“据”，由此可见会做局的奇妙!

权谋家们的惯用伎俩

阴与阳，刚与柔，开与合，弛与张，都属于捭阖的范畴。做事要刚柔并用，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对待。

明朝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从浙江只身被调到蓟门一带任总兵官，以抵御蒙古的侵扰。他看到这里的军队纪律松懈，士卒的性情又过于冥顽，如果骤然用军法约束他们，恐怕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就不强，也就不能称其为军队，这该怎么办呢?戚继光不愧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针对这种情况，他马上上书请求从浙江一带派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用来倡导勇敢和守纪律的精神。

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给他派来了三千名“戚家军”老兵。戚继光命令他们在野外列队，正赶上下大雨，雨水打在这些老兵脸上，淋得睁不开眼，浑身上下也都湿透了，可没有一个人去擦脸上的雨水，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仿佛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老兵们的这一举动使得原来那些纪律不甚严明的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一支攻无不克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在后来的表现中，这些士兵个个严格要求自己，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蒙古一听到戚家军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年得子，封为昭平君。她对昭平君非常疼爱，娇生惯养，任其所为。后来她病重的时候，惟恐自己死后昭平君闯祸，所以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赎死罪。汉武帝当时答应了她。不久隆虑公主病故了。昭平君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预赎了死罪，更加骄纵，无法无天，一次酒后，竟杀死了无辜的大臣。昭平君罪大恶极，按罪当斩。武帝左右的人都替昭平君求情。武帝说：“我妹妹老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临终还托付给我，我也不忍心杀他。但是先帝制订了法令就是要惩恶扬善，我若不杀他，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百姓哩。”最终判处了昭平君死刑。

执法必严，严必有度。适度的严才能达到严的效果；过犹不及，严就失去了意义。

三国时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刑法非常重。当时魏国的官吏宋金等人从合肥叛逃吴国，按照魏国法制应治罪斩首。曹操还嫌处罚太轻，要加重刑罚。于是主审官就奏请将其母亲、妻子和两个做官的弟弟全部斩首。这时尚书郎高柔上书说：“士卒逃亡，确实可恨；但我也听说其中颇有后悔之人。我认为现在应宽待逃亡者的妻子。这样，一可以使敌人对逃亡者不信任，二可以诱其还心。像以前那样处理，本来就觉得太严了，若再加重刑罚，使现在军中的士卒看到，一人逃亡诛及全家的后果，今后怕都要逃走了。刑罚过重非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会促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照着他的话去办。结果从那以后逃亡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且还真有一些叛逃者又偷偷地跑了回来，重新加入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