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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仲雍所奔的吴地在哪里（第1页）

太伯、仲雍所奔的吴地在哪里?

在我国浩瀚的史书中，常见有一则太伯、仲雍奔吴的记载。说的是殷商末年，居住在今陕西、甘肃一带渭水之滨的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日太伯，次日仲雍（又名虞仲），幼子季历。季历有子名昌（即周文王），古公钟爱昌，常对人说：“昌当兴吾业。”至古公年老病危之时，太伯、仲雍为顺从父王旨意，让王位给季历及昌，便托名采药，远奔今江苏无锡、常熟一带的吴地（又称荆蛮）。兄弟两人“文身断发，示不可用”，随从吴地习俗，以绝回国之意。后来吴人义之，拥太伯为君，太伯卒，仲雍立，是为吴仲雍。相传仲雍死后葬在常熟虞山上，至今墓穴犹存。太伯“三以天下让”，曾被孔子评为“至德”（《论语·太伯》）之举，传为千古佳话。

太伯、仲雍奔吴的地点，究竟在哪里?历代学者纷纷稽考探索，然至今仍聚论纷纭，终无定论。

刘宋时裴驷《史记集解》引宋忠曰：“勾吴，太伯始居地名。”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吴。”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则引《吴地记》云：“仲雍冢在吴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据说今常熟虞山原名乌目山，就因为仲雍（虞仲）葬此而改称“虞山”的。既然史书有载，而开创吴国的太伯、仲雍墓又在无锡和常熟一带，那么，他们当年所奔的吴地，自然是在今日苏南了。

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清代学者崔述著《丰镐考信录》就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先生指出：太伯奔吴之地，在甘肃，不在江苏。中原人误以苏南的吴为周太伯之后，而吴人也为着与周拉上关系，遂以讹传讹，自认是太伯、仲雍之后。（见《东方杂志》第34卷第7号）卫文一发表即遭舂圃先生的反对，认为卫文考证含糊，证据薄弱，文刊于无锡《锡报》，主编观蠡先生还特意在春圃文末加上按语，云：“卫先生把我们的祖宗搬到甘肃去一说太新奇了。”（见《锡报》1937年4月28、29日）其后，卫聚贤又撰《太伯之封在西吴》一文，指出：“中国古代称‘吴’之地有三：一日西吴，在陕西陇县。二日东吴，在江苏吴县。三日北吴，在山西平陆县。三吴之所以同名，由于有吴民族迁于三地之故。而三吴均为太伯的封地，实因同名为吴之所误。实际太伯以同名，由于有吴民之封在西吴，而云太伯之封在东吴者，由于春秋末年致误；北吴亦为太伯之后所封者，亦系因东吴之误而误，惟西吴为太伯的封地，史无明文，由考证而得。”并在文末附记中对春圃、观蠡之文予以反驳。（《江苏研究》1937年6月3卷5、6合期）

近代蒙文通先生著《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出版社，1952年）也认为太伯、仲雍奔吴是在宝鸡市西北的吴山一带，“即《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岍山。太伯之奔固在于此”。著名学者吕思勉（见《先秦史》，1941年）、顾颉刚、陈直、陈筱衡、刘节等先生也均先后撰文，一致认为太伯、仲雍奔吴不在江南地区，有的认为在山西平陆县西北．有的主张在岐山之西、宝鸡的虞山之下。如陈直注《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其去斯，得两男子”云：“所指为太伯。仲雍适吴采药事。”顾颉刚先生也指出：“吴者何?吴岳也，《史记·封禅书》记其山于岐山之西，明即《禹贡》之岍。”童书业先生则主张太伯、仲雍所奔之吴，“皆指楚地”，可能在汾水或汉水流域。（《春秋左传研究》）

1954年在镇江丹徒出土了一件举世著名的青铜器——宜侯矢簋，内有长达118个字的铭文，对吴文化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陈梦家、陈邦福等先生率先对其铭文、年代进行了考证（《文物》1955年第5期及《考古学报》第9册）。郭沫若先生认为铭文中的“宜”，其“地望或即在今丹徒附近”。（《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唐兰先生第一次论定了铭文中的“虞”，为姬姓之虞，并订铜器时代为西周康王之时。认为宜“可能就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说此虞不是北虞，而是吴越的吴，虞侯矢就是吴国君主仲雍之曾孙周章，而虞公则是周章和虞仲的父亲叔达。（《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因而，太伯、仲雍奔吴之争复趋热烈，多数学者均以《宜侯矢簋》为据，认为太伯、仲雍奔吴确在今日苏南宁镇地区。曾昭爝、尹焕章先生指出：太伯、仲雍的南来，对江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实起了巨大的作用。（《江海学刊）1961年第12期）刘和惠也指出：“太伯、仲雍南来荆蛮，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荆蛮是指生息于长江下游的土著，也就是后来的吴国。（《文物集刊》第3辑，1981年）梁白泉先生也认为《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们基本上相信《史记》所作的描述”，太伯奔吴正是当时周族政治的需要。（《南京博物院集刊》第2集）

前几年，西周氏的墓地及遗址在宝鸡市周围相继发现，尹盛平同志从考古发现结合史料研究，主张太伯、仲雍所奔之地，就是商周活动在宝鸡市一带的殓氏，太伯的建国本在宝鸡的吴山下。指出宜侯矢是南方吴国的始封之君，宜侯是康王时由西方的虞国改封到丹徒一带的。（见《陕西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1年）刘启益先生也认为：“勾吴是虞侯矢的子孙建立的，铜器中矢国就是吴国，也就是虞国，在陕西陇县一带，原为太伯、仲雍所建。他们并没有奔吴，而只是来到这里建立了吴国，后传于仲雍，三传至虞仲，被武王封于晋南为虞国君长，其子虞侯矢又被康王改封于宜，这便是南方吴国的第一代祖先，由于文献失载，后人就把太伯在陕西陇县建立的吴国附会到江苏去了。”（《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著名学者黄盛璋先生却另持一说，主张宜侯矢簋不是吴器，它虽出土于丹徒，系后来带去的，宜地必近郑。即后来之宜阳。矢国并非吴国，也非虞国。虞侯矢与父虞公皆为北虞君主，即春秋虞国祖先，国都在大阳（今平陆）之北25公里。陕西陇县的吴山本名山，认为太伯、仲雍奔吴于此，是不对的。（见《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近年，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撰文，认为唐兰先生1956年对宜侯矢簋的考证是正确的。宜地应在丹徒或距此不会太远，“周章是吴国事实上的始封之君，簋铭·虞（吴）公’很可能是他，而矢是辈分相当康王的熊遂”。（见《文物》1987年第7期）邹厚本、商志、刘兴、刘建国、萧梦龙等先生认为宁镇地区是早期吴国统治的中心地域，或认为宜地就在丹徒附近，太伯、仲雍奔吴可能就在此地。但最近董楚平先生却主张宜地应与扬州的邗城邻近（《江海学刊》1987年第3期），可能就在仪征或其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