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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王安石关系如何（第1页）

苏东坡与王安石关系如何?

北宋神宗在位的18年间（1068—1085年），被列宁誉为“11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推行了新法，由此引起了新旧党的激烈斗争。风流倜傥的苏东坡在此期间与王安石风云际会，他们之间似争似和、若即若离，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谜，这主要表现在苏王之间的政治交往、私人交往和学术交往三个方面。

在政治关系上，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被贬。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讽刺新政。而后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当权，欲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以致又被一贬再贬，流落岭南海南。对于王安石，苏东坡是“对立”的，还是“持平”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还是个人之间的恩怨?

有人认为，苏轼之于王安石，“不在法而在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其中有两句：“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思是说，由于王安石的“均输法”，食盐买卖由国家统一经营，山村之民，由于供应不上，吃不上盐了。这便是讽刺“均输法”。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中说：“按均输法，于物价调节最有关系，且为刘晏成法，论者亦攻之不已，以为扰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击最力者，为苏轼兄弟。”然而有人综合考察了苏东坡的为人，根据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两头挨打的事实，认为苏东坡“非随时上下人也。”（刘安世《元城语录》）这倒是说苏东坡在政治上是以“持平”态度出现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据1962年在湖北对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问题的讨论会看来，少数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苏轼却替统治阶级说话，反对变法”。大部分人则认为，苏王之争是属于“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也有人认为：“苏王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政治见解的不同，整个说来，在苏王的争论中，苏是偏于保守的。”综合来考察，由宋到清，大体是抑王扬苏，而现代人则相反，是抑苏扬王。像林语堂那样极力贬斥王安石，即使在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也是少见的。

就王安石方面来看，还很少有材料说到是王安石与苏轼过不去。据《宋史》与《宋元学案》载，有两次王安石欲治苏轼，但都较轻，看不出是泄私愤。至于御史台之狱，却是吕惠卿、舒檀辈搞的。他们虽然也是新党，但他们结党营私，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王安石，即令他的政敌司马光亦说：“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宋史·王安石传》也说：“安石与（司马）光素厚。”在变法上，司马光却是王安石最激烈的反对派。由此也许可以想见苏王关系之一斑。

在私人交往上，苏东坡从御史台之狱出来后，到黄州做了4年零2个月的团练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经金陵，与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览江山之胜。据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日：‘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日：‘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又，蔡像《西清诗话》云：“元丰间，。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王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以致东坡之后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看样子，这次相会，使他们有所沟通。但王安石谢世后，苏轼替哲宗小皇帝撰写了一首《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南宋初年的郎哗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苏又作有《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制词”，其中除两句以外，“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据此，苏王之间的政治对立似乎并未消除。

在文学与学术关系上，据野史小说记载，苏东坡很有些小视王安石。王安石咏菊诗有“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说“老夫糊涂”，春花凋谢，**怎么会零落呢，便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以“滑者，水之骨也”来反唇相讥。不过，对于《字说》的语源研究不满意的，还大有人在。王安石说“诗字从言从寺，法度之言也”，驳者则说，那么“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显然，这样解字，是很牵强的。因此有人认为问题的确出在《字说》本身，倒并不是苏跟王过不去。而更多的佚闻，反映的是苏王之间的互相钦慕。如在金陵他们“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亦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读苏东坡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读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也极口称扬：“此老乃野狐精也。”当今学者王季思先生曾说：“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但是他们在文学上却互相钦佩。”不久之后，却又说：“苏轼在诗文里攻击王安石的地方非常多，难道这样一次会见就表现了他们的爱才服善吗?”一人之言，前后相抵，虽有原因，但苏王关系之微妙，不是很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