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死于宁远之役吗?
明熹宗天启年间,广宁失守,北京震动。袁崇焕临危受命,经略辽东。1623年,袁崇焕督筑宁远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明史·袁崇焕传》)使曾经荒敝的宁远城,成为明朝辽东拒金的砥柱。1626年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趁孙承宗罢去,宁远孤守,遂率诸王大臣,统兵13万,直驱宁远。宁远一战,牵及努尔哈赤身家性命。努尔哈赤死于宁远之役吗?猜测种种,说法有三。
一、战创而殒。朝鲜李星龄较详地记载了宁远之役,他认为努尔哈赤死于这次战役。李著《春坡堂日月录》说:“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人其镇,瑷目见其战。……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但是,在明人的记述中,没有这样肯定,只说击伤了某位要员:“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这样,除朝鲜人肯定努尔哈赤死于斯役外,明人只为我们留下了努尔哈赤死在战火中的揣测。因此,李著所说的可信程度就值得怀疑:(1)除《春坡堂日月录》外,在明朝和朝鲜的官私书籍中,不见战时有朝鲜来使和明朝接待来使以及韩瑗在宁远观战的记载。(2)既然韩瑷也了解努尔哈赤在宁远战中“先已重伤”,那么在他身旁督师的袁崇焕当然也是一清二楚的了。但为什么在袁崇焕给朝廷的报告中没有这样的说明?而且在明廷文武庆贺大捷的大量文字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3)从大量的文献看来,自努尔哈赤宁远败退到死殁于回沈阳途中的这8个月中,并未求医治创,而在“近边射猎,挑选披甲”(《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力图宁远再战,报仇雪耻;六月间,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晋见,努尔哈赤亲率贝勒大臣,“出郊迎十里”(《满洲实录》卷八)。从这些体力活动看来,能得出努尔哈赤“重伤”的结论吗?
二、病终天年。基于上述疑问,有人认为李著《春坡堂日月录》所载不实,努尔哈赤死于背痈。这种论断,可查证于清代史料。《满文老档》载:“丙寅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汗因病前往清河温泉,于八月初一日,遣贝勒阿勒敏赉书还,使瓦尔喀旺善萨哈尔察等陪祭,向显祖神主祷告,儿因身体有病,命贝勒阿敏代祭,望保佑儿的身体早日痊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记载:“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八月十一日,庚子戌未时崩”。清人的记载,还可以从明朝有关文字中找到佐证。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的死因:“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疽死。”(《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彭孙贻说:“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山中闻见录》卷四)努尔哈赤死于疾病说,也是正史素所持举的:“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泉。八月庚戌……上崩,人宫发丧。”(《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这种说法,目前较占优势,从者略多。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就不同意努尔哈赤死于宁远的说法,认为死于疾病。既然努尔哈赤死于疾病而非战伤,那么在有关清朝官方修订的史籍中,为何对此躲躲闪闪,若明若暗呢?例如,袁崇焕的杰作宁远之役,在《明史’袁崇焕传》中本该详加叙述,但不知为何触及努尔哈赤时,竟一笔带过?不知为何《满文老档》不载其他史籍所有的关于四月、五月努尔哈赤指挥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这不是有意为努尔哈赤死于疾病说留下了疑点吗?
三、创疾交加,不治而死。正因为死于“重伤”说不可不信,殒于疾病说不可全信,因而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战中负伤,气中病发,不治而死。身经百战、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竞败在初出茅庐的袁崇焕手下的羞辱,使他“思索、惭赧、痛苦、焦躁,食不甘味,寝不安眠,肝郁不舒,积愤成疾。努尔啥赤创伤未愈,痈疽突发。至离沈阳四十里的瑗鸡堡死去。”(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292—293页)这种说法也有不少人赞同。周远廉在《简评努尔哈赤》一文中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失利,负伤回师,气病交加,于八月十一日去世。”这种说法所据的直接史料几乎没有,只是论者据有关资料所得的推论,认为“较合情理”。因而,其可信程度也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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