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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厚黑学处世（第2页）

朱元璋在无奈之下，只能将已故太子朱标的儿子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即位，即建文帝。但是，建文帝年龄很小，生性又仁慈懦弱，因此，其他的王爷们都对皇帝的位置动了心思。

朱元璋在获得天下之后，将自己的子侄分派到了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防止叛乱的发生。后来，朱元璋就将他们分封到了各地，成为藩王。

藩王势力的存在，让建文帝的皇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下，建文帝决定削藩。

朱棣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着急。好在他的封地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而且兵多将广，一时还没有危险。此时，朱棣的谋士道衍就对他说：“我一见殿下，就知道您一定会成为天子，现在天子残暴，要除掉您和其他的藩王，我们要早做准备，以备不测。”在谋士和臣子们的怂恿下，朱棣开始积极地操练兵马。

道衍为了防止练兵的消息泄露出去，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同时，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只鹅和鸭，日夜呜叫，以使外人听不到里面的声音。

然而，由于有人告密，这个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不久就传到了朝廷。建文帝于是秘密调动兵马，准备先除掉他的党羽，然后再兴兵征讨。

朱棣知道建文帝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在宫殿中召见了朱棣的三个儿子，在祭奠完了之后，还想把这三个人留下作为人质。谁知道朱棣早已经料到了这一招，在建文帝迟疑不决之际，飞马来报，说他病危，要三个儿子立刻回去。建文帝无奈，只能把三个人放回去。

后来，建文帝暗中派人去监视朱棣，结果被朱棣斩杀。建文帝大怒，严厉责备朱棣私自操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情已经暴露，起事的准备又没有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大喊大叫，有时在大街上抢夺别人的食物，有时又昏昏沉沉地在街边的沟渠之中睡觉，数日不起。有人与他交谈，他更是满口胡言乱语。

有人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信以为真，便不再琢磨如何对付朱棣了。然而其后，朱棣设计杀死了建文帝派来的张信和谢贵两人，安定了北平城后，公然造反。经过三年的苦战，朱棣终于打败了建文帝，登上了皇位。

朱棣的成功仰赖于他的善藏之道，他以装疯的手段，使自己的意图有所隐藏，从而给自己赢得了准备的时间，有如此深厚的心机，怎么会不成就大事呢?

三国时期，刘备的藏身之术也很值得学习。刘备在刚开始起兵时，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到处寄人篱下。在投靠曹操之后，他明白自己的实力远不及曹操，因此每天在园中种菜，借此来隐藏自己的志向。而等到他在诸葛亮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成就事业的方法时，他很快就显露了他的能力，并且拿下了荆州和益州，建立了蜀国。

刘备的隐忍功夫可谓世间稀有，他在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成就大事时，一方面隐藏自己的锋芒长达数十年；另一方面，当他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就绪时，他毫不犹豫地亮出了自己的宝剑，成功地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厚黑者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了解自身和对手的差距，并且在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学会隐藏自己的锋芒，收敛自己的行为，给对手制造一个假象，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爆发这种能量，只有这样才可以一举击溃对手，收获成功。

韬光养晦，以屈求伸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段话出自于三国魏人李康的《运命论》，大意是：树木在山林中过分清秀而出类拔萃，必然会被风所摧毁；石堆比海岸还要高，流水必然会冲击它；行事为人事事高于别人，难免别人会诽谤你，产生非议。

这是一段很有哲理的生存厚黑原理，说明了为什么名人志士要把韬光养晦作为自己修身的必要法门。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如果你事事表现自己的聪明，那么危险也会随之而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必然会懂得这样的道理。

李宗吾认为，厚黑者在职场和官场中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藏身。过分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你招来更多的嫉妒和愤恨，弄不好还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学会韬光养晦，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式。

韬光养晦，换句话说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其要义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具体的“为”与“不为”的选择判断上，这才是韬光养晦的奥妙之处。

晚清时期的朝廷重臣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善于隐藏自己的智者。

太平天国起义时，曾国藩被朝廷委以重任，带领湘军剿灭洪秀全等一千“反贼”。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湘军攻破了天京，红旗报捷，他将官文放在了报捷书的开头，意思是表示谦让。

而后，他和淮军首领李鸿章商量：如今逆贼已灭，如果不裁军，恐怕会引起朝廷的怀疑。而如果军马都失去了，万一朝廷诛杀我们，则会任人宰割。因此，他让李鸿章保留淮军的势力，而对自己统率的湘军，则进行了大范围地裁撤。

曾国藩到达天京之后，立即着手办理此事，并向朝廷上奏折，表示自己统领的军队太多，为了节省一些不必要的军费，请求朝廷允许自己裁去1／3的军队。

这正中了清政府的下怀。当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大约有12万多人，但是左系湘军进人浙江之后，已经形成了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之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的1万人已经调动到了江西，归沈葆桢统辖，同时其他两军的2万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受沈葆桢的指挥。此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5万人，就成了清政府最为担心的力量。曾国藩很了解清政府的心思，因此，他开始对这5万人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下了一万多人防守江宁，裁撤了主攻天京的萧庆衍部的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多人，实际上基本保留了曾国荃的嫡系部队。之后，他又陆续裁撤了众多军队，到了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的时候，他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了6000人。

此后，曾国藩还上表朝廷，表示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得了重病，请求朝廷恩准让他回乡调理。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曾国藩的奏折。曾国荃对此却大惑不解，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让曾国藩十分难堪。

于是，曾国藩私下对曾国荃说：“现在太平天国的贼子已经被灭掉了，朝廷为什么不让你去浙江担任巡抚呢?原因就在于你在攻陷天京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强硬，朝廷是害怕你有逆反之心啊!因此我才上表朝廷，让你回乡，暂时休养，藏锋以待朝廷的再次征召。你现在对此表现不满，不是让朝廷更加疑忌你吗?”

曾国荃听完这番话，恍然大悟，于是听从兄长的建议，离开了军营，回乡静待时机去了。

曾国藩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他很清楚当时的局势：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之后，朝廷已经是草木皆兵，他们猜忌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欲杀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时刻，曾国藩要保全自己，就必须用行动来打消清政府的猜疑。因此，他在保留了一定力量的同时，对军队进行了裁撤，并且让弟弟离开了是非之地，保全了性命。

李宗吾认为，曾国藩的韬光养晦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之道。才干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但只有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机表现出来，才是必要的。时时处处锋芒尽露非智者所为，它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