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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佳人（第1页）

世界佳人

◆川端康成

国际笔会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在这些日子里，一听到急救车的警笛声就觉得害怕。波兰的鲁基涅咨库氏在举行开幕式的那天受了伤，以为大概又有人或外宾出了事故。远道来访的客人们没有时间休息，以解除飞行的疲劳和兴奋，而且又不太熟悉东京的情况在羽田机场迎接法航包机的时候，我看见从机舱里走出来的客人们疲劳的模样就很担心。时令已是八月的最后一天，还有很多人穿着像冬天的服装，不禁令人惊讶。我身穿宫古上布的便装。穿和服外挂也是失礼的。罗休伏科公爵夫人在《巴黎评论》十一月号上发表的题为《日本十日》的文章中，把我所穿的和服写成“雅致的黑衣”。不过，比这种导演效果更重要的是，我为开会作准备，即使在炎暑的季节，终日不能脱鞋，连续几天下来脚痛得要命，穿鞋实在难以忍受。会议期间，一有空隙，我就返回旅馆打赤脚

罗休伏科夫人的《日本十日》，把日程、进行的活动好像都很精确地写了下来（我不会法语，所以顺着地名、人名艰难地解读下去。日本人的人名也认真仔细地列举了）。文章长达九页，还加了十四个脚注。我从河盛好藏氏那里也听说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赞美日本，甚是喜悦，比如她写道：南禅寺的野村别邸夜宴的地方，其优美和雅致简直无法形容。京都号称风雅的藤原的都城，夫人还把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夫人注为1004年成书）与它相提并论。听说美国的伊丽莎白·拜宁格夫人也读了十三遍《源氏物语》。当然是通过阿沙·威理氏的英译本阅读的。在前来参加笔会大会的外国文学家中，读过这部《源氏物语》英译本的人好像不在少数。去年四月，我和松冈洋子女士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会后，在英国笔会举办招待晚餐会上，坐在我贴邻的牙齿脱落不加休整的、显得颇孤僻的老人，被人介绍说：这位就是阿沙·威理氏。我只会说不多的几句英语，威理氏也只会说不多的几句日语，所以加上了笔谈。这种笔谈夹杂着些日本文和英文。威理氏当然也会汉文和日本文。我的英语比起会话来，书写方面还算可以，在罗马的航空公司或手提包铺里，必要时用笔谈也够用了。记得有一回在巴黎的饭店里，我把要洗的衣服交给女服务员，本想问她什么时候洗得，可是我一句法语也不会说，我就请她写下来，查了字典，才知道星期六才洗好。尽管我与威理氏的交谈也是结结巴巴的，但好歹还是能继续说下去。在这过程中，全部菜肴上齐了。好像也有人在观望我们两人这种异乎寻常的交谈方式。威理氏的《源氏物语》译本，也作为普通版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日本文学翻译计划中。我们的明治、大正、昭和年代还没有出现一本小说是能够超过一千年前的《源氏物语》的。

拜宁格夫人作为皇太子的教育导师前来的时候，我没能与她见面，不过，在笔会大会上相遇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为人娴静、谦虚而诚实。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寂寞的情调。可能与皇太子有关系的缘故吧，她是被日本笔会俱乐部作为贵宾来迎接的（名誉客人与各国的两名代表一样，会议期间的饭店费用由日方负担）。夫人在日本有许多好朋友，包括皇太子在内，因此笔会即使无法作为团体来接待，还是可以让她受到自由的优厚待遇。在东京开会期间，她按照笔会的日程安排一次不落地出席了大会。在笔会大会上，她履行了来日本的义务。在会议结束后，小泉信三氏等也款待了夫人。在大会结束后，拜宁格夫人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我与她在横须贺线上，同乘了一趟车。夫人从坐席上站起身来，说道：我想和你谈谈行吗？当场没有翻译，我为难极了。夫人是在接受北镰仓的斋藤利助氏的邀请到他家参加茶会后返回住处的途中。她说：笔会大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她感到很高兴，并郑重地表示了敬意。还说她读过我的《雪国》，大概看见我语言不通，显得很怯懦，她便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罗休伏科公爵夫人也因语言的障碍，不能很好地启齿，感到怯懦。从法国来了许多文学家作伴，这是在应邀参加法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晚餐会时的情景。因为我是笔会大会举办国的会长，就让我与法国大使同席，这当然是好意。坐在大使两侧的分别是安德列·香松氏及其夫人，香松氏的旁边是罗休伏科夫人，她旁边就是我，简直无法通话。芹泽光治良氏和小松清氏也出席了，不过是在另一桌上。和蔼可亲的香松夫人大概觉得我很为难吧，不时地向我报以温柔的微笑。这时候，公爵夫人问我：你会说英语吗？我回答说：不会。这答话却是用了英语。夫人说：我邀请你到巴黎寒舍作客，你没有光临不是吗？山田菊子一女士应邀参加公爵夫人的沙龙活动，到香榭里舍饭店来的时候，我去参观戛纳电影节了。回到巴黎时，才看到山田女士留下的信。但是我马上又从巴黎经哥本哈根，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我把这些缘由向夫人陈述了一遍，井向她致歉，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明了这件事。晚餐过后，我又请小松清氏将此缘由重新为我翻译给夫人听，她说：下次有机会再到巴黎的时候就请光临吧。对于夫人来说，笔会大会在礼仪上也有做得久缺的地方，所以当我读到《日本十日》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高兴。

鲁基涅咨库氏受伤，使我们提心吊胆，不过，这件事没有造成感情上的龃龉就了结了。事情是这样的：九月二日，困难的匈牙利问题能和平地解决了，执行委员会这场戏剧性的事结束之后，当人们刚要走出产经国际饭店的时候，鲁基涅咨库氏从头到脚都撞在一面大玻璃上。这不是出出进进的玻璃门，也不是有人从鲁基涅咨库身后推他而撞在大玻璃上的。据说，他是与本国波兰的代表很兴奋地边谈边走，没有觉察到大玻璃才撞上去的。听说他流血过多，昏倒了，我担心不知伤势有多么严重。急救车把他送到圣路加医院。是送到讲英语的医院，陪同前往的有会说英语的大田氏。我说我也要去慰问，却被松冈洋子女士制止了，她说，接着就有外务大臣的宴请。日本笔会俱乐部当即把鲜花送去。我也于当晚请银座的千匹屋送去一篮水果。在电话里听千匹屋方面说，伤者已经回到饭店去了，我如释重负。翌日早上开会之前，我前往饭店去探视鲁基涅咨库氏，他在**支起上半身答谢，头上缠着绷带，看样子胳膊和脚也负了伤，不过好像可以上医院看门诊了。第二天，他托人把波兰民间工艺品式的切纸刀、带雕刻图案的小盒和桌子中央铺的装饰布送到了笔会办公室，说是送给我的。本来送一件就可以了，他竟送了三件，这表明鲁基涅咨库氏格外高兴，这是在外国客人送给我的许多土特产礼品中，令人感到最欣喜的东西。这似乎是鲁基涅咨库氏应急表示感谢的一种亲切的措施。他当然出席不了会议。在东京日程结束的九月六日日本笔会俱乐部主办的晚餐会上，鲁基涅咨库氏额头上还裹着一块纱布，他以这样的姿态出席了，我们大家都高兴极了。本来应赔偿产经饭店的大玻璃款项的，可是，对方却没有索赔，反而觉得很过意不去，派人去探望了鲁基涅咨库氏，并马上更换了新玻璃。

195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