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马耳他等航运大国反对对俄油轮实施严格保险禁令。
这些分歧源自成员国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对俄exposure。根据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统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对俄贸易占其GDP超5%,而爱尔兰、西班牙则不足0。5%,导致其承受制裁代价的能力与意愿迥异。
在对乌军事援助上,阵营分化更为明显:
?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等前沿国家主张无条件、最大化援助。波兰将其GDP的3%以上用于援乌,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支持者之一;
?德国、法国等大国则更为审慎,担忧升级风险与本国军备库存,其援助速度屡遭批评。德国直至2023年1月才同意提供豹式坦克,且之前多次拖延;
?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则关注战争对能源与经济的影响,援助规模相对有限。
这些分歧暴露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仍深陷政府间主义逻辑,27国基于历史经验、地理邻近性与经济利益的差异,形成多个利益集团与优先事项,严重制约了欧盟作为统一地缘主体的行动能力。
(一)、防务能力赤字: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俄乌战争同时凸显欧盟在防务上的长期投资不足与能力碎片化。尽管2016年欧盟推出“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2017年设立“欧洲防务基金”(EDF),但进展缓慢:
?军费开支方面:2022年欧盟整体军费占GDP约1。5%,远低于北约2%的目标;
?军事装备依赖:欧洲对外军事装备依赖度达60%,关键武器系统如远程导弹、无人机、侦察卫星等多依赖美国或以色列;
?协调机制缺失:各国装备制式、指挥体系、后勤标准不一,联合行动高度依赖北约架构。
战争促使欧盟加大投入,如设立200亿欧元“欧洲和平基金”(EPF)用于援乌,并推出“战略指南针”(Strategipass)安全计划。然而,这些措施仍难以在短期内弥补数十年的投资不足与战略疏忽。
(二)、中美博弈中的困境: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权衡
除了俄乌战争,中美战略竞争同样将欧盟置于两难境地。美国推动“友岸外包”(friend-sh)及技术脱钩,要求欧洲选边站队,而欧盟则试图在“去风险”(de-risking)与“战略自主”之间寻找中间道路:
?在5G建设上,尽管欧盟未全面禁用华为,但多数成员国迫于美国压力将其排除出核心网络;
?《通胀削减法案》(IRA)引发欧盟强烈不满,认为其歧视欧洲企业,威胁产业竞争力;
?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欧盟推出《欧洲芯片法案》与《数字市场法案》,试图降低对外依赖,但实际效果尚待观察。
欧盟既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又需应对中美对抗带来的全球经济体系碎片化,其经济安全与科技主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摇摆的锚点与不确定的未来
俄乌战争与中美竞争彻底改变了欧盟的地缘战略环境,暴露其长期忽视的安全脆弱性与内部决策裂痕。尽管欧盟表现出一定的危机应对能力,但其能源转型代价高昂、防务自主进展缓慢、内部分歧难以弥合,显示其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力量”。
欧盟未来能否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取决于其能否克服内部利益分歧、加大安全与能源投资、并构建更为resilient的供应链体系。否则,它将继续作为“摇摆的锚点”,在大国博弈的惊涛骇浪中寻找自身定位,而其全球影响力与行动能力将持续面临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