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拿走玉佩之后,整整七天没有音讯。
不是她不来。
是我没有召。
我给了自己七天时间。
七天够打一场仗,够从许都到洛阳走一个来回,够一坛秫酒发酵到可以开缸。
但不够我想明白一个问题:一个降臣之妻叫了我的乳名之后,我该拿她怎么办。
拿她怎么办——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问题。
我以前从来不问“拿她怎么办”。
沈采的处置是“不召”,张蕙的处置是“不可驯”,两笔都是干净利落的结论。
陈婉不一样。
陈婉让我在账本上刻了自己的名字。
我把“待核”刮掉,改刻“阿瞒”,这个动作等于在账本上给她留了一页空白。
那页空白不是她的,是我的。
她把自己刻到了我的账本上,用的不是她的名字,是我的。
这七天里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派人去荆州。
永久地址
不是查刘先,是查刘熙。
刘熙已故多年,江夏那边的旧吏能记得他的人不多。
我派去的人在江夏太守府翻了一堆旧文档,找到一个曾在刘熙手下做过主簿的老吏。
老吏说刘熙生前确实常提起洛阳太学的旧事,说他和已故曹太尉——也就是我父亲——同过一年学。
有一次酒后他还说起过一件事:他在太学门口见过曹太尉的小公子,那孩子被母亲牵着,脸蛋圆圆的,小名唤作阿瞒。
老吏说刘熙每次讲完这个故事都会补一句:曹太尉那个儿子,将来必成大器。
那时候我四岁。四岁的阿瞒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曹操。四岁的阿瞒只知道母亲的手又软又暖,太学门口的梧桐树很高很高。
第二件事,我去了一趟佛寺。
慧观在院子里扫地。
暮春的落叶不多,他扫的是香樟树落下的旧叶。
叶子干了,扫帚划过去沙沙地响,和磨刀声是一个频率。
我站在他面前,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扫。
“那个荆州妇人,前几天来过。”
“什么时候。”
“四天前。傍晚。天快黑了。”
“她来做什么。”
“还书。她说那本有谯县地图的地志,她看完了。托我转告丞相一句话。”
慧观把扫帚靠在树干上,从袖子里摸出一片竹简。竹简很小,只有两指宽,上面是她惯常的蝇头小楷。五个字:
阿瞒。妾归也。
我拿着那片竹简站在香樟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