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我放在她画室的小凳子上,自己则坐在对面,手里拿着一支铅笔。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把睫毛的影子都照得很清楚。
她把纸铺平,先示范着画了一只简单的兔子,线条流畅又温柔,一边画一边笑着说:
“平平看,耳朵要这样弯一点,才会像在动。来,你也试试。”
我画得很糟,耳朵歪得厉害,她却一点不着急。
只是轻轻握住我的手,带着我一笔一笔改,声音软得像在讲故事。
画到一半,她会突然停下来,伸手帮我把额头的头发拨开,然后弯起眼睛笑,梨涡浅浅的,整个人都亮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那时候家里还没有后来的那些事。
父亲公司好好的,外公外婆的身体也健朗。
母亲每天最操心的,不过是明天画什么、花浇没浇、我有没有偷偷把颜料抹在脸上。
她会因为我画得稍微好一点就开心很久,会把我的涂鸦用磁铁贴在冰箱上,会在晚上把我抱到腿上,一起看那些画到一半的速写本。
无忧无虑,干净,轻。
现在不一样了。
她变得很瘦,步伐沉,连锁门的动作都带着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谨慎。
从前那个会握着我的手教我画兔子的女人,好像被一点一点收进了这些沉重的脚步里。
她没有立刻走。
而是在原地站了几秒,抬手按了按自己的眉心,又轻轻转动了一下酸痛的脖子。
动作很克制,像是怕被谁看见似的。
然后她把灯关掉,锁上门,脚步有些沉地往楼梯走。
我提前下楼,在门口的树荫里等她。
她出来的时候,夜风正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一点。看见我,她先是一愣,随即弯了弯嘴角:
“怎么过来了?不早了。”
“顺路。”我接过她手里的画袋,“今天最后一节?”
“嗯。明天还有两个。”她说得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回家的路上,她很少说话。
只是偶尔抬手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或者低头看一眼手机——银行又发来了催收提醒。
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把那道安静的疲惫照得很清楚。
她把手机锁屏,塞回包里,没有多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