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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农村教师班主任工作漫谈（第2页）

“是书记。”

“老师走出学校，走在大街上呢?”

“是路人。”

是的，这时我就不能把自己只封锁在班主任的角色里。如果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人，我一定要给别人当班主任不可，岂不是自找麻烦吗?

“在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我没注意，仍往前走，这时又扮演什么角色?”“老师，那您就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违法者。”既然是违反交通规则者，我不能因为和交警支队长、大队长均为好朋友，而逃避法律，逃脱制裁。而应扮演好违章者的角色，老老实实接受批评教育，努力改正错误，遵纪守法。

“老师在商店里呢?”“就是顾客了。”“在优秀售货员面前呢?”“是被热情接待的顾客。”“在善于搞阶级斗争的售货员面前呢?”“您完全会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在刚与爱人打完架，憋了一肚子气的售货员面前呢?”“那您就可能成为出气筒了。”

是的，想通了这些事，当真的遇上那样的售货员，就能坦然面对，就能想到当好出气筒需要多么广阔的胸怀，超强的忍耐力，丰富的心理学知识，这样既能让她心平气和，也能锻炼你的耐力，丰富你的人生阅力。倘不愿扮演这个出气筒的角色，她出气，你顶撞；她骂，你也不示弱，双方都不愉快，问题没有解决，还伤了和气，结果岂不是两败俱伤，这又何苦。

“对医生而言呢?”“您是患者的角色。”

“对邮递员而言呢?”“您是住户的角色。”

“对政治家而言呢?”“您是一张选票的角色。”

“对化学家而言呢?”“您是化合物的角色。”

我做教师期间获得了很多荣誉，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先后与党的三任总书记合影7次，多次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不算在下面就座的次数，主席台上面我就已经坐过5次了。甚至有几次正部长级干部都被安排在我后面坐。有一次，我一回身，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在我后面坐着呢。此时，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袁老，您如此高的地位，怎么可以坐在魏书生后面呀?咱俩换一下吧。”但即使你要求也不可能换，你不用对这样的安排不好意思或是心理忐忑不安，只要从容淡定地扮演教师的角色就可以了。

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总惦记着荣誉，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平日生活中，我考虑最多的，就是我跟卖冰棍的老大娘、卖白菜的老大爷，虽然分工不同人，但在人这个意义上是完全相等，咱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我总想，很多人总想高人一等，并因此自得。高人一头，还叫人吗?他们想成为人上人，骑在老百姓头上做威做福，老百姓就不让，于是引发了矛盾、斗争，破坏了原有的宁静、和谐。

总想着自己也是平凡的劳动者中的一员，这样便能扮演好自己“人”这个角色。假如非要说自己和卖白菜、卖冰棍的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咱比别人工作条件好、比别人人生机遇好。既然这样，那就更该勤奋地学习、更努力地工作才对。

1991年暑期，我于西藏讲学结束，立即要赶到哈尔滨参加全国中学学法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我请西藏方面为我买7月26日由成都飞往哈尔滨的机票，拉萨说都全部联系好了。谁料，一到成都，当地机场说是没有这天飞哈尔滨的飞机。我十分着急，因为我是全国中学学法研究会的理事长，哈尔滨2000多人的大会、350人的讲习班、146人的代表会都在等着我。无奈之下，我只好在26日改飞沈阳，到那已是夜里9点多钟了，我急忙赶到沈阳站买了一张站票，好不容易赶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站在拥挤的车厢里，我就想，此时我的角色就是“挤火车者”。如何演好这个角色呢?于是我站在那里观察人们的表情、旅客们的动作，从他们的语言和动作中推测他们的性格和职业。这样观察着，使我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反而感觉兴味盎然。心情正好时，左边过来了一个人用力撞了我一下，我觉得自己理亏，因为我站在过道中，人家要走过去，撞我是难免的。于是我不好意思的朝人家笑笑，往边上站了站。过了一会，又从右边来了一位，往我脚面踩了一脚，我感到踩得也没什么错误，便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说得他也有点窘迫起来，只好说了一句“对不起”。

倘若不扮演积极的角色，本来是挤火车者，却不能摆正位置，端正心态，牢骚满腹，还埋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还有我的座位，可坐火车反倒连个座都没有?!”别人并不会因此给你让座。

在火车上我只是众多乘客中的一个挤车者；在沈阳市里我只不过是五百万市民之一；对全人类而言，我只是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换个角度，变换一个参照物，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微小的。地球在太阳系还算大，太阳犹如西瓜那样大，地球毕竟有豆粒那么大。可到银河系呢?比豆粒还要小，不也成为了一粒尘埃了吗?

生活中面对不同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扮演不同的角色，积极地面对生活，生活会眷顾你，而你也会离成功更近。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84年11月，我在桂林“漓江之秋语文教学周”大会上作完报告后，又用了一天的时间在杭州讲解如何当好班主任，紧接着应上海《语文学习》之邀，在上海向千余位教师介绍自己语文教学工作的经验。当时上海市教育局杭韦局长出席了会议，并认真听取了我的报告。

第二天，我又被邀请到上海师大，向他们介绍我做教师的心得体会。会后，部分学生围住我说：“魏老师，听您一讲，当教师真是一项轻松快乐的工作，我们也期盼着赶快毕业当教师、当班主任。请您给我们留一句话来勉励我们吧。”

我思考了一会儿，便给他们写了这样一句话：“相信每位学生的内心深处都会成你的助手，你同样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我到全国各地许多师范院校作过报告，从祖国北方的齐齐哈尔师院、东北师大，到南部的广东教育学院、深圳师专；从西边的新疆大学、陕西师大，到北京师大、北京师院……

会后，每当有学生围着我让我给他们留一句话以资鼓励的时候，我都会把上面这句话一字一字认真的写在这些大学生的本子上，希望在他们人生道路上有所帮助。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以来多年经验的总结。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正因为一直坚持这项原则，工作才如此顺利、成功；反之，就会遇到挫折，遭遇失败。

1991年曾有人问过我：“魏老师，您又任书记，还兼任校长，同时还当两个班的班主任，上两个班语文课，此外还有社会兼职29个，每年要出去开4个多月的会，在学校时还要不停地接待四面八方来的客人，还要处理来自天南地北的信件，还要写书，写稿件。您是如何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又是如何在百忙之中给学生们上课的呢？”

说实话，这还真的离不开学生们的帮助，否则我早就分身乏术了。

1987年10月，我到香港考察，未及返校便赴京参加党的十三大。当时我正任职两个毕业班135名学生的班主任工作，并教这两个班的语文课。我外出期间，学生们轮流担任“班主任”管理班级，语文课全靠学生自学。20多天后我开会回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是不是能用一节自习课，补一下语文课，两班同学一致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什么?他们认为老师外出时，他们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通过自我约束和自主学习不需要再补课了。

1991年，毕业的两班学生人数超过上面的数字，达到146人之多。我与同学们交流时说：“老师凭什么担任班主任，凭什么教语文?就是凭在座的各位助手。在座的146位同学每一位都是我的助手，都是我的语文助理老师，都是我的副班主任。大家都是老师的助手了，那么不论我在不在同学们身边，他们都一样可以管理好班级。反之，大家若不是老师的助手而是对手，那可糟糕了。我这个人不聪明，不会与别人作对，只有一个对手我都应付不来，更不用说你们146个人了。”

其实，师生之间也可以建立互助关系。

6年多来，我始终要求全校每一们专任教师和兼课的校长主任，都要与学习吃力的一位后进学生组成互助小组，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我同老师们说：“咱们不要师生之间彼此互相帮助，都说难教，如同医生怪患者难治一样，医生责怪患者的病太严重了，就不打算治了，那他的医术水平不会太高。医生的医术水平是在不断诊治疑难杂症的过程中得以提高的。教师的教育水平也是在把一个难教的学生教好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从此意义而言，是后进学生促进了咱们，提升了教育水平。同时咱们也帮助学生增添了自我教育能力，因此咱们这个组织称为互助组。”